干律师是自我选择在上海干律师则是必然选择

2019年第03期    作者:文│金春卿    阅读 8,775 次

我眼下手持的是上海律师执照，我是一名上海执业律师。但是，我在入行之初并非上海执业律师。

上世纪80年代，我在苏州开始涉足律师业，当时我一边在大学教授国际投资法和法律英语等课程，一边在大学下属的律师事务所做兼职律师。如当时的同代人一样，执业之初，离婚、刑事、遗产纠纷和大量的债务纠纷等我都广为涉猎。我至今还记得，几百元的律师费屡见不鲜，上千元的律师费即属不菲，而上万元的律师费就更是凤毛麟角。一个常年顾问单位的年费则是三千到五千不等，超过五千者都极为罕见。更令我难忘的是，当年，我与绝大多数同代律师一样也是嗷嗷待哺，因为1980年才开始恢复的律师制度在当年还在等待着市场的认可。更何况尽管1978年我国就强烈地表达了改革开放的决心，但是我国真正的经济起飞却是在小平同志1992年南行讲话之后才发生的。

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以后，我的执业生涯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此等变化竟然把我、我的人生、我的同事和我的家人都与上海建立了始料未及的密切联系。首先，使得我发生这等联系的是美国施乐公司。事情发生在1993年的冬天，我所执教的法学院书记在校园的路上碰见我，说道：“小金，吴县政府需要会外语懂法律的律师帮他们与美国公司进行合资谈判。”于是，我平生第一回拿出吃奶的力气创作出了我第一份涉外项目的《律师聘用合同》。我记得，我和我的师傅两人对该项目收取的律师费是三千元人民币。介入该项目以后，我从当年的吴县领导和航空航天部012基地的领导口中得知了以下背景信息：

（1）美国施乐在上海的第一个合资项目总体是很成功的（当年上海只有强生、上海施乐和大众汽车三个主要的外商投资企业）。但是，美国施乐与上海合营中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相左，这就促使当年美国的著名企业家、施乐公司的副总裁Patrick Martin先生急于在中国另行设立一家专门从事工程复印机生产的企业。

（2）根据当年我国的产业政策，引进外资还十分小心翼翼。复印机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电子产品，在当年却是十分金贵的。无论哪个单位拥有哪怕一部台式复印机就会显得身价倍涨，而哪怕是国家档案系统和为数众多的设计院也都还在使用晒图技术，出来的图纸一律是蓝色的而且阴影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至今都更深地理解着“蓝图”两字的真正历史含义，更加难忘的是那个刺鼻的氨水味！我记得一部工程复印机的售价在当时的中国高于一辆桑塔纳轿车。如此金贵的产品在我国当年是被我国国家航空航天部（当年航空部与航天部刚刚合并）指定由原先制造战斗机光学部件的华航光学仪器厂定点研制，因此美国施乐的总部便必须接受其在华第二个合资公司必须是三方合资的现实。因为美国人知道，华航厂位于陕西汉中南郑县，会给物流和产品销售带来重大不利。

（3）最有趣的是，两个合资中方已经与美国施乐进行过多次高层接触且派专员访问过施乐美国罗切斯特（Rochester， NY）总部。在美国会晤时，美国施乐就反复提醒接下来的谈判中方务必聘请会英文的中国律师参与。可是，第一次谈判却是不欢而散。因为美方为此派出了两位堪称当年美国顶级法务的两位in house lawyer（内部律师），而中方则未能找到“会英文的中国律师”。美方随即停止了首次谈判，因此两位中方人员就在苏州满大街地寻找这样一位律师。于是乎，幸运就降临到了年方二十多岁、的确会一些英文也懂一点法律的我头上。这一发生于苏州的幸运事件立马使我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当年的大上海地区唯独上海虹桥机场有国际航班进出，而美方的高层则十分希望就近在上海机场宾馆举行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苏州施乐要取得各种帮助就更加要去上海施乐登门求助。因此即便数十年已经过去后，上海闵行区的南谷路46号依然是我终生难忘的上海地名，因为那是上海施乐的法定地址。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很快纷至沓来的其他著名欧美公司有许多活动也都是需要在上海举办的。例如欧莱雅化妆品公司的中国总部就很早地设立在静安寺旁的中企大厦，西门子中国的销售总部则率先（甚至早于外商伞型法规的颁布）成立于浦东的船舶大厦，而即便是施乐的销售公司也在90年代中期就迁入了上海当年还凤毛麟角的阿波罗大厦。该大厦位于延安饭店对面，如今已建成二十多年的“高龄”的确使得它与周边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在身高上相形见绌，然而在我心中它依然是那么的风姿绰约。

将我与上海拉得更近的则是如今已被人忘却的设立于外高桥保税区的贸易公司。如今已鲜有人知的是，90年代中期，上海人在全国所有的沿海保税区中敢为人先，在国家有关中央部门的支持下低调而又十分有创造性地在外高桥推动了大胆的改革尝试，那就是在外高桥这个国境之内关境之外尝试着允许外商设立贸易公司。这个举措对于许多西方大公司而言可谓雪中送炭，因为许多跨国公司无论是已在我国设立生产型三资企业的还是没有设立生产性三资企业的，都有了机会利用外高桥这个跳板将产品通过区内的公司销往中国内地。我前前后后在外高桥参与设立了约十五家中美投资的资本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法国欧莱雅化妆品、比利时贝卡特高端家纺、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械部件等等。

到上世纪90年代晚期，我还很自豪地在外高桥参与设立了为数不多的外商生产型企业，其中包括德国的Wincor-Nixdorf（德利多富）上海有限公司，专门从事ATM机和POS机的生产和销售。在外高桥营业是行走在法律边缘的，因为当时的法律严格来讲是不允许保税区内的公司将产品日常性地销入内地的。甚至有些客户销往中国内地的产品还遇到了当地法院和聪明且挑剔的当地律师“合同无效”的指责。但是，这些都没有难倒精明的上海人和上海人的精明。除了加强与有关方面和地区的政府沟通之外，外高桥管委会会同有关部门做了两项政策创新。其一，他们发明了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有两个卖方抬头的增值税发票。其二，他们在外高桥设立了有数百台电脑组成的开票中心方便企业开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上海城市建设的改善，外高桥敢为人先的举措是功不可没的。也正因为如此，我至今对简大年主任踏实坚毅的工作作风记忆犹新，还有数十年帮助过我的外高桥三大主体公司的年轻小伙伴们。如今，简主任已经退休，而当年那些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小伙伴们也已人到中年。历史证明外高桥是为对外开放做了巨大贡献的，因为我永生难忘的是，为了表达我国对世界的承诺，中国在加入WTO后的不到两个月内的第一个立法举措是允许保税区内的企业到保税区外设立办事机构。如今，保税区又进一步成了自由贸易区，承担起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

方本律师事务所发源于上海，由于方本在开业之初就在上海拥有了大批西方客户，所以在开业四年后，方本就在上海设立了分所。我至今还记得江苏省司法厅的领导在给我发放来沪设立分所的许可证时，谆谆叮嘱我和我的合伙人：“这是我们给省内律所发的第七张许可，希望你们别打铺盖回来。”如今，方本已经迎来了它二十周岁的生日，而方本上海也走过了其十六岁的花样年华。据我所知，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在上海由分所立马变为总所的单位，同时江苏省和苏州市的律师主管部门将我们的江苏总所变更登记为了上海的分所。

上海使我们距离世界更贴近了！

上海使我们距离市场更近了！

金春卿

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业务方向：大国际贸易、国际商务仲裁、国际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