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八岁

2018年第01期    作者:马建军    阅读 9,609 次

前段时间朋友圈都在晒十八岁的照片，白天我没在意，晚上睡到半夜忽然醒来，不知不觉想起了自己十八岁那年遇到的人和事。

十八岁的前一年，1971年的7月，虽然几乎没正经上过一天课，我竟然就初中毕业了。在我之前的六七、六八和六九三届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时称“一片红”。但到了我这届，政策上放了一个口子，实行“两丁抽一”，即家中有两个孩子，家长可以在身边留一个。我是独子，按照新政也可以留在上海工作。结果我就被分配去了地处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在运输科当了一名装卸工。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离开家庭的管束，去农村或边疆自由自在地讨生活，尽管进了人人羡慕的工矿国企，心里还是很不高兴。

在电机厂干到了十八岁，虽然身板还没有发育完全，但好歹也算是一名熟练的搬运工了。装卸队里的人头已经混熟了，大家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天生活算不上精彩，但也绝不枯燥。我们装卸队的队长长着络腮胡子，大家都叫他老阿华。队长虽小，但也有特权。他的特权是总能开队里最新最好的卡车。每天早上8点，大家都到码头边的工棚里集合开班前会，先学习毛主席语录，再由老阿华分派任务。所谓任务，主要是跟着卡车到市区其他工厂或仓库装卸货物，或者在厂区的码头和车间之间驳运各种零件或原材料。外出装卸货物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活儿，但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愿意往外跑。一听到外出就欢天喜地，但听到要留在厂里驳运都会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分派任务中运气最好的是去外地装货，因为可以在外地住一两天，天不管地不管。

有一次，我跟司机周师傅去苏州装货，回程时车上装满了齿轮，齿轮上覆盖着一层油布。四个装卸工和一个销售员坐在油布上，我和周师傅坐在驾驶室里。当车开到昆山陆家浜时，天色已晚。我和周师傅已经好长时间不说话了，驾驶室里只有引擎发出单调的隆隆声。当车驶上陆家浜桥的时候，我惊奇地看到汽车突然转了一个弯，朝着桥中央的栏杆一头撞了上去。接着，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桥的栏杆被撞飞了，汽车翻过桥面向河冲去，接着是一片溅起的水花。我随着车子沉入水底，车侧翻在河床上。当我终于从车窗拼命挣扎出来，浮出水面吸到第一口空气的时候，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这次事故最终被认定是周师傅疲劳驾驶，他在开上陆家浜桥的一霎那睡着了。事故中，车上的销售员被齿轮和油布压在河底，溺水而亡。其他人两个重伤两个轻伤。只有我和周师傅奇迹般的毫发无损。两个月后，我过了自己十八岁的生日。

在卡车上干装卸工不仅危险，而且艰苦。有一次我和同伴用杠棒抬着三百多斤的货走跳板，走到一半腿一软，就从跳板上倒栽葱摔了下去。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腰遇到阴天下雨就疼。当时最累的活是给二车间装运发电机转子线圈用的铜线，每个线圈小的七八十斤，大的一二百斤。三四个装卸工要像举重一样，将这些线圈从仓库里扔到汽车后车厢里。一车装满少则四五吨，多则七八吨。装完后所有人都瘫倒在车厢里不想坐起来。但最苦的活是给九车间装翻砂材料，有硼砂、红泥，以及我们最害怕的黑粉。这些黑粉其实就是将铅笔芯当中常见的铅研磨成极细的铅粉，装在麻袋里，一包足有二百多斤。我们要将这些铅粉袋从仓库背到卡车边，然后两人抓着麻袋的四角用力扔到车箱里，再将麻袋一包包地摞好。每次干活，人都笼罩在重重粉尘里。干完活儿后去澡堂洗半天，头发、鼻孔、耳朵以及皮肤的皱褶里总是留着黑黑的痕迹。

如果艰苦是生活之盐，那快乐也许就是生活之糖了。我们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年纪轻的，大部分和我一样，都是七零届毕业后分配进来的学生，其中有两个还成了我的好朋友，一个姓谢，绰号“长脚”；另一个姓陈，大家都叫他“猩猩”。我们天天在一起干活，一起去食堂打饭，一起去浴池洗澡，还三天两头到处惹麻烦。队里还有一些老三届的，年龄比我们稍大一些，我们虽然也叫他们师傅，但心里却将他们视为兄长或大哥。我的师傅就是老三届的，但我从来不叫他师傅，只叫他小阿华。小阿华眼睛不大，但身板很厚。跟着他干活再苦再累，都会觉得我们正在做很开心的事情。如果给我几个词来形容他，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正直、透明、敢做敢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种人真不多见。

除了我们这帮年轻人，队里其他工人大多在四五十岁左右。刚进装卸队，我们也尊称他们为师傅。但没过多久就听说，原来这些师傅都是因受过处分，或者在历史上有污点，因此被下放到装卸队进行改造的。其中有一个司机，我一直觉得不像其他人，他总是衣着整洁，车开得好，对人也挺和善。谁知后来忽然听说他被公安局抓进去，而且在拘留所割腕自杀了。又听说，原来他是闵行区一个流氓团伙的成员，专门参与猥亵男童犯罪。我们闲来无事，总是扎堆听各种各样的八卦。渐渐地，我们这批学校来的徒弟对那些老师傅越来越不恭敬了，不仅干活时不耐烦，平时相处也常常会出言不逊。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发现那些被我们看不起的师傅其实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四川的姚师傅，个子很矮，一副很憨厚的样子。过去我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但有一次偶尔听他摆龙门阵，才知道他曾经是坦克兵，参加过赴缅远征军，曾在战场上开着坦克碾压日本人。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我在装卸队待了四年半，寒来暑往，开心的时候远多于发愁的时候。我们的工棚就在黄浦江边上。夏天工作结束后，我们年轻的喜欢在码头上跳水，或者一口气游到江对岸去偷一个西瓜再游回来。冬夜寒风凛冽，我会约小阿华一起举杠铃，或者和年纪大一点的师傅一起泡澡堂，一边帮他们搓背，一边听他们侃大山。但我最怀念的日子是躲在工棚里看书。天黑了，码头上都安静下来了。四下只有潮水的哗哗声和驳船经过时的鸣笛声。我在十八岁时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一本同学借给我的内部参考版小说《海鸥利文斯顿·乔纳森》。这本书是一个飞行员写的，讲一只海鸥如何拒绝随波追流，通过自学学会了高超的飞行技巧，最终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很难解释这本书写得有多好，但我那时确实把它当成了我的人生教科书。

前些天我没找到自己十八岁时的照片，就晒了一张从百度图库里搜到的装卸工人干活的照片。结果朋友圈里有朋友留言：“你留过的汗、走过的路、读过的书都成就了现在的你。”读来十分感怀。遂留此小文，以兹纪念。

马建军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全国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律协劳动法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