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

2014年第06期    作者:马赛    阅读 11,130 次

人物简介

    马赛：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获2011上海律师辩论大赛冠军、“十佳辩手”，2014年上海市第五届优秀青年律师。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好在微博上看到一则帖子：“十年前应该是2004年，但总感觉是1994年。”没错，当你校对时间，你就会突然变老。也许我只能对自己这不太长、却也不太短的律师生涯做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描述，但好在并不会有太多的人去仔细地阅读它。
    和许多人的轨迹一样：读法律系、毕业、考律师资格、实习、拿执照，然后一直以律师为业。大学阶段我就在新华律师事务所实习，所以毕业后，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我进入了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在正式录用前，该所的郭杰律师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面试，时隔多年以后，当我自己成为面试过数百名应聘者的律所合伙人，我觉得我当时的面试表现实在糟透了。
    众所周知，中国律师这个职业，在刚入行时是清贫甚至有点拮据的。这个世纪初，上海的地铁线路还不够发达，我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骑自行车去开庭、去调查取证、去见当事人，逢下雨天，就把包放在自行车龙头前的筐里，用雨披盖着，再用木夹子夹住。这扮相现在看来有些寒酸，但当时我们不少律师都是这样的行装。
“你还记得你办的第一桩案件吗？”我在一些场合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是的，我记得。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正式取得律师执业证前，我单独处理的第一桩案件，是代表一名眼部受伤的建筑工人，和施工队谈赔偿。对于一名没多少经验的律师助理来说，接受这项工作之初让我感到困难，我已经不记得办案的细节了，只记得赔偿金额谈妥后松了口气。
    在执业后的数年内，我办了各类诉讼案件，民事的、商事的、刑事的，没有什么专业方向，但办案数量迅速上升，经常跑外勤，到过包括崇明法院在内的上海所有的法院出过庭，到过除了崇明工商局以外的所有的工商局查过档，也熟悉很多看守所会见室与走廊的气味，遭遇过各种冷眼，碰过各种钉子，为案子疲于奔命或辗转反侧——这些经历对我帮助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一定程度上，经历都可以被看作是财富。要成为一名熟练的，或者训练有素的律师，必须通过实践去锤炼。我相信一个年轻人学习法律的地方是法学院，更是律师的办公室。
    我后来看过小奥利弗·霍姆斯法官的那篇《JusttheBoyWanted》，当然在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名男孩了。霍姆斯大法官阐述了他认为一名“为法律而生”的男孩要具备些什么“天赋”，这篇1889年登载于《Youth’sCompanion》上的文字今天看来仍然生机勃勃。这位美国法律史上最大的异议者讲道：使用书籍的能力是一名法律人应当具备的，但读书只是开始，实践性的判断才是能够支配世界的东西。
实践性的判断包括什么，作为律师，或者进一步说，作为一名诉讼律师，要具备提供意见的才能，以及说服他人的能力。说服力，则需要清晰的思路与表达、幽默感、和令人解除心防的态度。

（一）
    我起初工作的地方在我非常熟悉的区域，新华路法华镇路一带。新华路上有一家马哥孛罗咖啡店，沿街开设，面积很小，只提供一些简餐、三明治和咖啡，出人意外的是，这家店的设计者是登琨艳，色调风格都与众不同。我当时有个理想，就是结束了一天的疲累工作后，可以去那里坐坐，但对当时的我来讲，这只是比较奢侈的想象而已。所有的人在内心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可我最初并没有太具体的职业理想，我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律师，能成为什么样的律师，会不会成为合伙人，会不会有自己的律所。我只是一名以律师为业的新手，正在适应这种职业的节奏，我只知道这些，甚至于我并不想拥有一个太过用力的人生。许多年后，我的兄长王嵘律师和我聊天时说，留白的人生才好。我点头赞同。理想是对生命满足的接纳，而非对华丽人生的欲望，据我所知是这样。
    随着出庭的次数增加，我开始有机会和若干负有盛名的前辈在法庭相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让我学到一些东西。我渐渐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在法庭上表现得更好。诉讼，几乎是大多数律师一开始都会从事的业务，除了某些专门的法律领域如知识产权、海事海商等，常规民商事诉讼的技术含量并不为人重视，也极少有法学院或者律所会去给新人做诉讼的培训。我后来在上海律师学院担任过一阶段的模拟法庭培训讲师，发现模拟庭审中错误百出。其实对很多法官或者检察官来讲，关于律师职业形象或水准的认知，就来自于开庭。法庭是我们诉讼律师最重要的战场，我们应该全力以赴，不论胜负，都要有尊严，都应当展示自己的诚意和技术。
生活有时就像棒球赛，没按照你想要的节奏打，而掌握了节奏的人，就掌握了比赛。但律师从来都不是控制比赛的人，你只是一名选手。当我慢慢学会了比赛的节奏，从新手变成熟练的工匠，我仿佛有一点安于现状。直到我遇见了几位对我来说——虽然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但后来十分重要的兄长与伙伴。
（二）
    2006年的四、五月间，虽然还没有到梅雨季节，但上海经常下雨。忘了是谁形容纽约：无与伦比的城市，长夜漫漫、屹立不倒，但每到刮风下雨，也只是一个小城。上海也是这样。而且奇妙的是，卖雨伞的小贩会如同种子发芽，几乎立刻就出现在街头。我那时作为长宁队的辩手，参加“上政杯”上海司法行政系统辩论赛。赛场位于青浦的上海政法学院，几场比赛日都是雨天。记忆果然更适合储藏图像而非文字，当初的辩稿全忘了，但记得自己在大雨中开车去青浦的场景。车内空调有点凉，雨刮器一度被调到最快，我的队友和领队还在车里讨论着辩题，我们都是第一次以律师辩手的身份出现在赛场，所以那支长宁队是以新人组成的队伍，最终我们打入四强，惜败于半决赛。我们遭遇了最后的冠军浦东队，而对方坐在赛场上的三名辩手中，有两位将来会成为与我共事的同袍，只是当时我无从知晓。令我意外的是，是浦东队的教练周知明律师将我举荐给了此时上海律师辩论队的总教练王嵘律师。“上政杯”结束后，我入选了上海律师辩论队，筹备参加全国赛。我在上海队集训时第一次见到了王嵘律师，这位在今后带给我最大帮助的亦师亦友的兄长。
    当年的上海队连我一共五名队员，可惜那届全国赛最终因故取消，但其中三人之后都与我的工作轨迹产生了重合，况皓律师和我一起成为了汉商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而孙彬彬、周乐多则是与我搭档最久的辩论队友，六年后，他们和我共同举起了上海律师辩论大赛的冠军奖杯。
    新华律师事务所的各位师长与同事都待我亲切宽厚，即便在我离开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届优秀青年律师中有一位是我在该所的老友连晏杰，那时我俩的办公桌面对面，年龄相近的我们曾一起度过从菜鸟起飞的时光。
在新华律师事务所执业的最后两年，我经常独自出差。当天来去北京时，我会把车停在空港停车场，搭深夜航班返程后开车回家；也常飞到深圳，然后坐各种巴士去中山等地；或乘坐动车往来于苏浙的城市间。我是一个阅读速度比较快的人，在约两小时的行程里，可以看完一本200页左右的书，所以我的行李除了电脑、卷宗和衣物之外，通常是各种平装本小说。我开始有点享受这种略嫌孤独的工作方式，那个时候航班延误似乎还不像现在这样频繁和严重。
（三）
    时间改变人们的肌肤容貌，或许还让你换了发型，我开始习惯穿西装和打深色领带，我保留每一年的办案笔记本，越积越多，我用坏了很多公文包，换掉了那件穿了多年的米色风衣。偶尔我会回想自己为什么做律师，但没有太清楚的答案，这没关系。
    极简主义作家卡佛说：“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说真的，我对律师这个职业的期望值不高，我基本上也不是一个热衷于夸夸其谈、高调传播法治理念的人。法律职业的好处之一在于它并不直接追逐金钱，我们考虑客户的利益与胜诉的方式，起初我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也许这个要求不算低，倘若大多数人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世界将美好许多。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2008年，当我们把汉商律师事务所的招牌挂在世纪大道的办公室时，我想，我得成为更好的人。
    我一直相信，你经历的那些困顿、彷徨、举步维艰，或者是幸运、机会、峰回路转，你遇见的那些爱你的、帮助你的人，或者丢弃你、伤害你的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成为那个更好的人。据我所知。
（四）
    汉商律师事务所位于世纪大道的办公室装修好以后，三间会议室的家具还没有送齐，只有其中一间摆放了一张圆桌和四把椅子，我在那里见了汉商律师事务所成立后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当然他们现在依旧是我们的客户。我在那个空旷的会议室也见过很多的应聘者，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汉商律师事务所初创时期的重要成员，他们永远是我珍视的伙伴，我感激他们为汉商律师事务所付出的一切。
    杜尚曾讲：“我对艺术本身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它只不过就是一件事儿，它不是我的整个生活，远远不是。”相比起来，我对法律的兴趣要大一些，汉商律师事务所，对于我而言，虽然不是我的整个生活，但却意义非凡。我一直想和一群自己喜欢的人并肩工作，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浅薄经验和伙伴们分享，共同体验工作中的喜怒哀愁，共同面对好消息与坏消息，一起喝咖啡偶尔也喝点酒。我爱他们，而且我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爱我。
    从最初汉商律师事务所的大会议室看出去，是世纪大道与杨高路、源深路口的日晷，夜晚的时候很美，像明信片，又有点像夜航所见的灯火。汉商律师事务所，是新的启程。你的生活态度、你的智慧虔诚、你的心里颠簸，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容器。如果你到汉商律师事务所来，告诉你个秘密，我煮的咖啡比一些店里的好，据我所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