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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6日,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对中国律师业来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纪念日。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正是新中国第一部与律师制度有关的法律诞生的日子。1980年8月26日,新中国第一部有关律师的法律《律师暂行条例》出台,正式宣告了我国律师工作的恢复重建正式制度层面。
为此,我选择这一天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桂客留言”中发表了一篇既有纪念意义更有讨论价值的文章。这篇题为《十年后律师业不需要“大所”》的文章,不仅在标题上有亮点,而且在内容上更有焦点。作者是一位资深律师,他就是来自于北京高朋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陈文伟。陈文伟律师在文章中表述的是有关互联网时代律师和律所如何面对及发展的问题,他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十年后,我国可能不再需要大所了。
为什么是十年后不需要大所呢?现在的大所十年后怎么办呢?显然,文章具有惊人的轰动效应。于是,立即引起了律师界乃至法律界的强烈反响。
时隔两天后的8月28日,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卫明博士首先有了强烈反应。他开门见山、直接了当地提出了疑问:“谁说十年后律师业不需要大所?”
三天后,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董冬冬也以《互联网会冲碎规模化大所的壳儿》?一文,在网络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规模化大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响,陈文伟律师立即进行了针对性的回应。为此,他又写了一篇《未来十年,律师行业不需要“大所”》作了解答与分析。
在我看来,陈文伟律师发表的两篇文章,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未来现实。因为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们,而且还将继续改变我们。35年来,我国律师事务所不仅经历了国资所、合作所、合伙所乃至个人所的变迁,而且还逐渐涌现出了一批百人大所。毋庸置疑,大所当然也是我国律师业发展的标志。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是否还需要大所、是否还有大所,的确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话题,而是一个需要全行业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大所之问”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律师开始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与思考。
非常巧合也让我惊奇的是,首先提出“大所之问”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几位律师,竟然都是上海律师,都是在上海滩执业的中生代律师。
在文化界,曾有人提出了“海派文化”的现象。在研究者眼中,“海派文化”既有江南文化(吴越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区别于中国其他文化现象,“海派文化”更具有一种开放而又自成一体的独特风格。
后来,因为“海派文化”而引申出了“海派律师”的职业概念。所谓“海派律师”,主要是指具有明显海派作风和思维的律师个人、团体及机构。无论是形象仪表还是谈吐表达,他们都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内地其他城市和地区律师的职业风格,也不同于北方大中城市律师的职业文化。可以说,上海既是我国律师的发祥地,更是“海派律师”的发育地。
改革开放乃至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后,上海律师业不仅始终不甘于人后,更多是领风气之先。当然,很多时候是与北京并驾齐驱、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于是,中国律师界就此拉开了“海派律师”与“京派律师”各领风骚、各显风采现象。
当然,我们不能说是“海派律师”战胜了“京派律师”,也不能就此做出结论为“海派律师”一定强于“京派律师”。但是,我完全可以说,相对于资源与信息优势居多的“京派律师”,“海派律师”一定不输于他们。在所有律师中,上海地区的律师也就是“海派律师”更应该是律师行业中的特立独行者。他们融合了律师职业的素质与上海风土人情的海派风格,最终成就了整个社会上层建筑中的职业标榜。
来自于上海但未必出生于上海,活跃在北方但却融入于上海的律师,就这样以自己的表现与表达成就了“海派律师”的时代内涵。陈文伟律师出生于上海,董冬冬出生于北方但最终却融入了上海,吴卫明律师则与许多其他上海律师一样,既将自己当成了“海派律师”,又以开阔的事业赋予了“海派律师”新的内涵。
我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表现优异、表达流利的“海派律师”。搜寻一下上海律师业的发展,首先是早年的李国机、郑传本、石忠祥、毛柏根等老一代律师在建国之初乃至刚刚恢复律师之时开始造就了“海派律师”的传奇,接着就是陶武平、翟建、鲍培伦、王国忠等一批50后的律师续写了“海派律师”的辉煌,然后就是一批60后与70后律师传承了“海派律师”的风范。目前中生代“海派律师”应为上海律师的主力军。在这些主力军中,既有领衔大所的吕红兵、刘大力、乔文骏等律师,也有引领青年才俊的刘正东、盛雷鸣等律师⋯⋯
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乃至深入了解,我发现了他们的独特之处:明而不失真诚。他们不说无法兑现的大话,也不拍胸脯空口许诺,更不会打肿面子充胖子;他们精于计算但却从不算计,也不会假装义气,更不会落井下石;他们精明的是知己知彼,真诚的是待人以诚。
精致而又显大气。我们所见到的“海派律师”,永远是一副彬彬有礼的形象,精致的西服革履,精致的言行举止,精致的快人快语。同时,他们既讲雍容华贵、优雅得体,也讲洋为中用、中西合璧,更讲兼容并包、海纳百川。
精业而更求超前。在“海派律师”看来,精打细算是一种本质,兢兢业业是一种素质,说到做到则是一种气质。作为律师,既要敬业,也要勤业,更要精业。
“海派律师”成了全国律师的领头羊,必然提出了超前而更大气的“大所之问”,自然将关注的目光与视野投向于未来的中国律师业。
对于中国律师业来说,将来是否需要大所,其实只是一种或然性,也只是一种概然性;是否需要大所与有没有大所,其实已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复杂问题的两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现在断言十年后是否需要大所,其实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但是,这正表明了提出问题者的超前性与回答问题者的周密性。
无论是提出问题的还是回答问题的乃至未来解决问题的,其实都是上海律师,都是精明又精细、精致又精神、精业又精密的“海派律师”。所以,只有“海派律师”,才能发现如此深刻的现象,才能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才能思考如此深入的课题与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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