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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给予我……

2015年第09期    作者: 徐伟奇    阅读 7,171 次


  当我凝视着三军仪仗队中身着浪花白服装的海军官兵英姿勃发地行进时,心中不由地涌起自豪和感恩的情感:我为自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为她曾给予我的一切而心怀感恩。
  记得今年5月31日面对孙建国上将慷慨激昂的演讲画面,我的意识流自然地流淌出以下文字,我把它记下来,发到了微信的朋友圈:
  “1970年12月26日,一艘满载新兵的货船战斗七号轮从宁波港驶向青岛港,以补充北海舰队潜艇和水面舰艇的新鲜血液。45年过去了,当年这艘货船装载的新兵中产生了一名佼佼者,即今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作主题发言的海军上将孙建国。
  当年我与他在同一个新兵连新兵班,他来自镇海,我在鄞县插队,他任副班长,我是班长。从新兵开始他就表现出志向高远,勤奋好学,沉稳踏实,上艇后表现突出,得到重点培养,从潜艇艇长、常规和核潜艇部队长、海军参谋长、副总长一路走来,成为今天长国威长军威的军界发言人。真可谓人生漫漫,其修远兮,大浪淘沙,百炼成钢,有志者事竟成。
  不少朋友对这条微信点了赞,也有的评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励志故事,唯有当年也坐这艘船、同是一个新兵连新兵班、现任海南省副检察长的李燕兵战友却发回了以下短信:
  “当年这个班长也已是法界精英,沪上翘楚了。各有修成,赖于这个伟大时代的锤炼,更源于部队熔炉对这些有志者的熏陶砥砺。”
  诚然,“这个班长”的专业水平远没有达到他所述的程度,他的勉励多有安抚之意,但毕竟他是知道“这个班长”故事的人。
  当年我是作为知青标兵被接兵到部队的,一到新兵连就任班长,并代表全体新兵在大会上发言,还受到了来新兵连视察的上级首长的鼓励。然而在新兵训练快结束时,我被叫到了营部,教导员皱了皱眉头对我说:“看看你的表现,真是没话说的,但是看看那些材料却让人吓一跳,这是你这个年龄干的事吗?”我很快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文革期间,我参加了“化专”著名的调查张春桥历史问题的“六人小组”活动,在清查5·16开始时,我为躲避迫害而回到故乡投亲插队,当“四人帮”上海余党来乡下找我时,我得到了贫下中农的保护,没想到一入伍,他们就尾随到了部队。新兵连结束后,其他人都上艇了,我却被安排到胶南县五七农场,这里多是一些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成员。指导员对我进行了鼓励,要我坚信组织,认定目标,努力下去。我将在浙江农村学会的种水稻的技术传送到当地,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患得患失思想,真正把自己的立场、感情转变到工农兵立场上来。三个月过去了,我被调到潜艇士兵学校学习,还担任了班长、代副区队长。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青岛五号码头117潜艇。青岛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军港,三号码头停靠着各种各样的水面舰艇,早晨升旗时颇为壮观,五号码头是潜艇码头,在内港。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苏联老大哥帮助建设的,所有潜艇都是苏军对德军的战利品,后赠送给新中国装备年轻的潜艇部队。我所在的117潜艇前身是斯大林号潜艇,是一艘英雄战艇。不久,我又被调到导弹快艇部队。后来了解到“四人帮”上海余党还为文革的事纠缠不休,部队干脆回复:“此人已不在我部”,然后将我调走,予以保护。我有点依依不舍,高大魁梧的艇长找我谈心,劝导我导弹快艇是新装备的新型战艇,比常规鱼雷潜艇技术先进,鼓励我好好干,并说,张春桥在我们部队没有市场,要我放下包袱。
  1971年年底,我随部队来到上海沪东造船厂接船,将刚刚出厂的导弹快艇驶向当时为防备核战争而修建的威海边陲的海上山洞。我任导弹兵,先后完成了单艇到编队的实战演练和导弹发射。在艰苦的军训之余,我争分夺秒地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经常为首长写讲稿,还担任教员。1974年,烟台基地燕翼副政委听人说我辅导舰艇官兵学习《哥达纲领批制》连续讲了七个小时,即把我请到基地,先后为团以上干部和基地全体干部作了辅导报告。为表彰我学习的热情,“红小鬼”出身的基地胡汉生政委邀我与其一起观看了基地礼堂放映的“闪闪的红星”,经聂奎聚司令员引荐,我还受到了在华东医院疗养的周仁杰海军副司令的接见,并推荐给北海舰队饶守坤司令员当秘书。1975年我被任命为导弹部门长,并在烟台基地宣传处、导弹艇部队政治处代宣传干事,还被委派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言海”的笔名参与党的理论丛书《加强党的纪律性》一书的编写。前程似锦。
  未料1977年1月20日被突然带到烟台上“办学习班”,要我反省毛主席逝世前后在议论谁接班时的错误言论。当时北海舰队受到言论追究的有四名年轻人,其中一名为姚戈,其父系解放军报总编姚远方,后将此事反映到邓主席那儿,便由罗瑞卿秘书长出面干预,很快得到了纠正。我又重返舰艇,水兵大厅以聚餐的方式对我表示了欢迎。这段经历引发了我对民主法制的思考。齐副支队长鼓励我,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干出个模样给他们看看。而早年留苏的滕支队长的话却打动了我的心:你的思想很活跃,适合到地方发展。随着入伍知青提干的可回父母所在地安置的政策的下达,1979年同样是12月26日,我转业至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离开部队那天,我将军帽放在膝盖上,端坐在海边,注视着一望无际的海天,默默地坐了一天……
  人们常说部队是熔炉,她能将人化为铁水,重新铸造。部队熔炉在对我重新铸造时加进了哪些元素呢?她让我有机会认真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人生坚定的政治方向。她给了我一往无前的精神,将危机变成寻求新的发展的契机。她赋予我终身学习的精神,在技术物理所十年,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晚上睡办公室地板,先后以同等学历取得物理学中级职称,通过华政首届自学考试,取得了专利代理人和律师资格,并且在当律师后先后参加了复旦大学、悉尼科技大学在职研究生的学习,适应社会转型完成了个人的知识结构转型。她给予我博大的胸怀,仁爱的精神,在律师执业中对当事人满腔热情,不计得失,乐于奉献,敢于担当,以致虽中年跨界,但很快口口相传,获得了当事人的广泛认可,业务获得迅速发展。她给予我强大的精神和健壮的体魄。在二十多年的律师执业中,夜以继日,节假日几乎无休地苦干,仍保持着健康、积极、顽强、执着的精神风貌。2004年我被上海律协评为优秀民事代理律师,2010年被评为上海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同年被世博会联合国馆特聘律师,并先后受到联合国、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表彰,还获得中国知识产权局荣誉证书。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部队给予我的是分不开的。我感恩海军,不仅在动乱的年代里是她它给予了我政治庇护,而且滋养了我,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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