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专注劳动法，专业即未来 访“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陆敬波

2018年第03期    作者:文│毛姗姗 史晓婧    阅读 10,558 次

2017年12月7日，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拟表彰人选公示，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陆敬波作为唯一一名上海律师位列名单之中。该奖项由全国总工会、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联合组织评选，旨在表彰律师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

在上海律协发布的“喜讯”里用六个方面来介绍陆敬波，“参与立法，服务大局，心系工会，参政议政，搭建平台，理论创新”，这高度概括的24字背后，是一位劳动法律师的十多年，也是中国劳动法法律服务市场的十多年。

 

劳动法领域究竟是否值得年轻法律人投入？

“劳动法业务收费低，服务人群的层次也更低一些。我之后会向公司法业务，包括‘董、监、高’相关法律服务转。”这是近四年以来，从事以劳动法业务为主的律师近乎相同的看法。

2017年5月上海市律师协会出具的《关于上海律师劳动法业务状况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参加调查的495名律师中，近三年劳资业务平均创收，10万元以下的占比58.4%，10-30万的占比21.52%。对收入满意的律师占比仅为5.55%。1而参与本次调研的律师执业年限分布均匀，执业时间1-3年的占比24.9%，3-7年的占比26.2%，7-10年的占比20%，10年以上的占比30.3%。2

如果从以上数据来看，想依靠从事劳动法业务获得财富自由，难度相当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从事劳动法业务的专业律师正在增加，以该业务为长项的律所和律师正在增加。根据2015年-2018年钱伯斯关于劳动法业务领域的排行来看，被认可的律所正在增加，上榜律所从前三年的12家增加到14家。尤为特殊的是2018年仅劳动法领域就出现了两位“律政之星”3。

那么，在“二八现象”尤为明显的劳动法法律服务市场，究竟是否值得年轻法律人投入？陆敬波有足够的发言权。

16年前的选择：专注劳动法

1998年，作为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之一的陆敬波主要从事日资相关的法律业务。到2001年，他发现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务主要在公司设立、日常顾问等“一揽子”的综合性服务上，而彼时，发达国家的律师已经有相当高的专业化分工。

“专业化才是法律行业的未来。”陆敬波当时想。他发现自己日常办公的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劳动法业务板块，“这块业务在未来一定有市场。”陆敬波隐隐有这个感觉，为了验证这是否是个主要的需求，他亲自设计了问卷，做了调研。

虽然从当时的收费和市场反应的情况看，劳动法的确“无利可图”，但调研结果无疑指向一点：企业客户对于劳动法相关问题非常头疼，是为刚需。恰巧陆敬波在政府单位、法院等部门的同学也问，怎么没有专门从事劳动法的律师？这些想法让他决定成为一名专业的劳动法律师。

在2001年，市场上将劳动法业务定位为事情杂、收费低的低端业务，作为当时已经有一定客户积累和知名度的律师，陆敬波这个想法遭到了朋友和同事们的坚决反对。

“虽然当时被认为是低端业务，但我相信今后它会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它会有它的经营效益。其次，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它将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换言之，我坚信劳动法未来将是一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领域。”陆敬波说。

“劳动法苑”和第一家劳动法律师事务所

2002年，陆敬波在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组建劳动法团队，并创办了“劳动法苑”——这是国内首个以劳动法资讯为主的网站。在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候，律师业就有这种想法，实属新潮。但陆敬波认为，线上还不够。很快，他也开启了线下的劳动法培训。

培训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客户。培训的效果很好，用人单位的合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培训课程很受企业欢迎且得到很多好评，但是培训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受众少。

两年后，《劳动法苑》期刊问世，它不仅解决了网站资讯不够权威的问题，也解决了受众窄的问题。一时间，《劳动法苑》成为企业HR实用期刊首选，不仅上海的企业争相订阅，外省企业甚至部分政府机构也成为它的长期读者。

当然，尽管网站和培训正在培育新的市场，但并非所有人对劳动法业务有热忱。团队的其他人依然觉得此业务领域不应成为投入重点。这种分歧让陆敬波做了一个决定——重新创立一家专门从事劳动法业务的律师事务所。

2004年，陆敬波和七八位志同道合的律师朋友成立了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一家专业的劳动法律师事务所。

而经过十四年的发展，江三角不仅在劳动法领域形成纵深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并在相关的交叉领域如知识产权、公司法等方面也颇有建树。随着市场的变化，劳动法业务领域也正在拓展。

目前，江三角以上海为中心，并根据客户和业务的密集点设立分支机构，已经在北京、天津、苏州、成都、深圳、宁波、重庆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开辟了一条专业所的规模化道路。

劳动法律师的挑战：啃难啃的骨头才有出路

2004年陆敬波成立江三角律师事务所时，中国劳动法服务市场还处在波谷。但很快，在2007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劳动法市场的迎来了巨大的增长点，劳动法服务市场的需求端呈现爆发态势。而有需求就有供应，当时一大批律师进军劳动法服务市场，不管专业的还是不专业的，都声称自己是“劳动法律师”。

事物发展都是有周期性的。陆敬波认为，劳动法法律服务市场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在2007年爆发之后，近几年劳动法服务市场增度减缓，甚至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近几年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进一步修改，劳动法服务市场缺乏外部条件刺激，发展形势趋于平缓；

2.企业内部的法务、HR经过多年的仔细研究和培训学习，获得了普遍、基本的劳动法知识。大量的基础性实务已经不需要委托律师，企业内部可以自行处理；

3.律师不断加入到劳动法服务市场中，职业人员与业务量之间的供需关系趋于平衡。而且，在供给侧存在质量上存在“中低端饱和、高端人才不足的”现象，相对应的，需求侧业务增长新的突破口仍未显现；

4.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消弭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壁垒，由于业务量减少，许多业内律师纷纷转向其他法律服务市场。

当然，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专业律所往往会显现出优势。“我们可以啃难啃的骨头。”陆敬波说。

在劳动法领域，涉及到职工利益的，或者大型企业在职职工安置历史遗留问题的，都有大量复杂的利益纠葛，如何协调各方的矛盾，妥善解决都极大考验律师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对于日渐高要求的劳动法律师而言，专业上的精深是逃不掉的方向。

要么站在顶端，做最好；要么只能浑浑噩噩，混口饭吃。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劳动法领域的“二八现象”更为严重。

当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劳动法服务市场红利仍将持续，整体处于上升状态。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悲观。

机遇与未来：中小企业顾问与涉外劳动法律师

与公司并购等重大商事业务不同的是，劳动法业务有自身最大的优点：高频、稳定。高频意味着这是市场需求的刚需，只要经济持续发展，企业日渐增多，这项业务的需求永远存在。而经济萧条时有纠纷要解决，经济好时需要预防。无论是个人乃至企业，每天都在发生和劳动法相关的业务需求。

同时，劳动法是开拓业务和拓展客户的利器。也正因为这是“高频”需求，但凡律师能够妥善处理好劳动法律问题的，企业也愿意将其他的法律相关问题交给他，通过承办劳动法业务可以快速和企业建立联系，赢得企业信任，并在后期获得更多业务。

第三，劳动法律师连接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一方面，可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抚慰积弱助困，实现身为律师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规范企业的用工制度，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在中国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劳动法律师身上肩负着促进劳动法关系和谐，社会大局稳定的重任。

虽然目前“资强劳弱”现象在劳动法律师队伍中十分明显，在专注于劳动法业务的律师中，代理资方为主兼做劳方的律师占多数。但好消息是，对于劳资关系的平衡问题，正在被重视。例如，作为上海市律师协会劳动法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陆敬波指出：“劳动法业务研究委员会2018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支持劳方律师的发展。一方面，倡导律师开展法律援助，给劳动者提供低价高质的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也将通过政府购买律师服务的方式，降低劳动者的咨询成本。”

而从目前劳动法需求端来看，中小企业是需求的大头，尽管目前看起来不算是“优质客户”。但别忘了，所有巨头都是从小至大。年轻的劳动法律师若能聚焦研究中小企业中需要解决的劳动法律问题，提供具有针对性且价格合理的服务，将在填补市场空白的同时，实现自身收益。

而涉外劳动法律师，可以被称为是该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律师。随着国际“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大量懂管理、懂市场、懂技术、懂文化的劳动法复合型涉外人才可谓是市场上的紧缺资源。这也将是部分劳动法律师的未来。

“劳动法业务不可能只发展十年，”陆敬波说，“十年，一个业务才刚刚开始。”

更何况，诚如十六年前让陆敬波笃信的是，这个业务能够实现作为律师的社会价值。一头扎进该领域的他，也的确证明了他当时的选择并没有错。在得知获得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奖项的时候，他感觉“分量很重，担子更沉了。”

或许，那些还在徘徊和犹豫是否要进入某个业务的律师所要做的，就是停止纠结，选择一个相对感兴趣的领域，并一头钻进去。

因为法律这个行业，真的没什么捷径可走。

不可替代的专业才是唯一的王道。

 

陆敬波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第十三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律协劳动法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劳动关系协调联席会议咨询顾问、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社会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获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第二届“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律师”、上海市律师协会第一届学术大赛著作类优秀奖、首届五省一市“社会法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征文评选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