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不挠的归队律师

朱君瑾律师访谈摘要

2020年第04期    作者:文│李海歌 刘小禾    阅读 3,894 次

采访时间：2017年11月24日

受访人：朱君瑾

采访人：李海歌 刘小禾

采访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在上海律协又见到老前辈朱君瑾老师。朱老师是上海恢复律师制度以后，“老二所”乃至全市最早的一批律师之一。那时的市第一、第二法律顾问处就是我们现在习惯称呼的“老一所”“老二所”，当时的二所即现在的震旦所。律师行业发展至今，跟这些令人尊敬的老前辈的辛勤开拓是分不开的。朱老师退休后，作为上海律协老律师工作小组的成员，与倪彬彬、杨志鳌、张中、张志洪、姚增荣等老师一起，身体力行地关心老律师们的合法权益，参与组织了很多活动，对上海的老律师工作作出了贡献。

朱君瑾：我的一生是很坎坷的。1932年1月出生，一开始时家境较好，家族很重视读书学习，我的父亲是私塾老师，他在家中对我进行启蒙教育。我的父母从我记事起就教导我要规规矩矩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益处的人。后来父亲被安上“通新四军”的罪名，被日本人抓去关了4年，家里的土地房子全都卖光了。父亲坚称自己是个教书的，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吃尽了苦头才放出来 。1947年2月，我投奔亲戚，来到了上海，两年不到上海就解放了，那时我17岁，在商店及亲戚的皮革厂里做统计、财务等工作。1956年，我有机会作为调干生到北京政法学院学习，读了两年书后却遇到了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受到冲击，戴上右派的帽子。文革前，我历经曲折，终于调回了上海，分配到机电一局下设的位于四川北路的电器成套厂，一直干到1979年。

1979年，我先后去福州路209号上海市司法局、四川南路上的第二法律顾问处报到，明确工作岗位是律师工作。当时，四川南路还没有挂牌子，也没有分一所、二所，搬到四川北路之后才叫第二法律顾问处，第二法律顾问处挂牌时间甚至比上海律协挂牌时间还早。李国机律师比我早到几天，李国机、毕道德还有我等六七个人是最早到的，我们都是归队的。当时因事务所办公用房很紧张，我们还在甜爱路借了房子。

当时律师的工作量很大，每天，门口都有很多当事人排队等待法律咨询，办理的主要是刑事案件。不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律师都要办理，且不计较工作时间，没日没夜地干，能够做的事情就尽量尽快做好。“你等会儿，我先去吃个饭”之类的话是绝对不会讲出口的，工作没完成，我们就不会考虑自己的事情。

最早的时候，我在闸北区办理过一个受贿案，遇到一位与我有相似曲折经历的法官，他也是刚刚回到司法岗位。我常到他办公室坐坐，和他一起探讨业务。后来，这位法官担任了虹口区法院的领导。我办该案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整理得很清楚，当事人也很满意。后来，《民主与法制》杂志为此案专门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要求他只写律师的作用，不要写我的名字。报道发表在1982年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上，《文汇报》也对我进行过采访。

那时办案要集体讨论，特别是像无罪辩护这种大的案子，如果确定对某案做无罪辩护，会请领导部门派员参加，事务所里参加讨论的律师都要签字。我们就经常请上海律协负责业务的老师前来一起讨论案件，请上海律协秘书长李树棠同志来把关，他慎重地签字后，律师才能出庭做无罪辩护。

从1983年开始，我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开展了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业务。当时，张士勤、梁功堂是事务所负责人，我跟毕道德等一起在经济组工作。刚开始时，招聘单位喜欢把聘请律师的启事登报，不少招聘启事还刊登在报眼位置。《解放日报》有人开玩笑说，那个位置原来只有主席像、主席语录，你们的胆子好大啊。我们听了，汗毛都竖起来，还真有点心有余悸。有一段时间，我担任了30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顾问单位中，有的是我们先担任他们的诉讼代理人，结案以后就聘用我们做法律顾问；也有的是直接上门来聘请，如石洞口电厂的一个副厂长到事务所与我们交谈后，决定聘请我们为顾问。当时，该厂是上海最大的企业，刚开始建造时，工程项目很多，有不少项目要招标，我们就定期上门为其服务。一般每个单位都要聘请两位律师，有不少单位都是我与李国机律师两个人搭档的，法院有的案件也需要两人一起代理。我对长宁区法院受理的长宁公安分局为土地使用权状告机电二局案的印象特别深。我们代理机电二局（现为航天局），办理这个案子时，我与李国机两个晚上都是在阅读案卷中度过，还与当时长宁区法院的杜法官一起商量如何办好该案。为什么连法官姓名都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他与我俩一样，在文革期间有同样的遭遇。

1981至1982年，我到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习了8个月，担任华东块的大组长，因此在司法部及华东地区有不少熟人。八十年代末，我在市司法局评定职称时被评为副主任律师。在我带教的几位年轻学生中，有一人是华东政法学院的研究生，后来在浙江高院当庭长。1992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

虽然我现在不做律师了，但是我对老律师的活动还是很关注的，积极组织参与上海律协老律师小组的活动。我们这个小组包括老二所加上原杨浦、虹口的老律师。上海律协拨付一定的经费，每年组织两次活动。我总是挨个打电话，商量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等。老律师之前曾经收了两三年的特殊补贴，后根据相关规定停发了。每年一次在瑞金医院进行的老律师体检还在继续，我们对此都很感激。还有每逢重阳节，上海律协会组织我们聚会，很高兴原来的老同事们有机会能见面。

我老伴两年前走了，她生病时得到了儿女们的悉心照料。我平时不抽烟不喝酒，自己做家务，生活比较简单，尽量不麻烦别人。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而且身教胜于言传，自己首先要很正直。我们老一辈有一种“一切为了儿孙”的观念，现在第二代、第三代都很好，儿女对我都很感恩和孝顺。我的孙子和孙媳妇也经常来看我，孙子基本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问候，哪怕再忙也会坚持。有一段时间，我还随女儿去广东中山住了数月。我的儿子学法律专业，接了我的班，现在在浦东的一家律所当律师。儿子得知我今天到上海律协来，特意让我代他向你们问好。我的身体很好，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采访人：朱老师的经历很坎坷，在“拨乱反正”以后，作为最早归队的法律人之一，在律师岗位上辛勤工作，为上海律师的恢复重建作出了贡献。虽然资历深、资格老，但他在同辈律师面前很低调，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则非常感恩，对工作特别认真。

许久未见，今天朱老师如约而至，看到他身体健康、风范依旧，我们感到很欣慰。非常感谢朱老师与我们一起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祝朱老师幸福安康！   

  （录音记录：施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