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重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新挑战与应对策略

2024年第06期    作者:文字整理： 许 倩    阅读 74 次

主  持  人： 吴月琴 上海律协对外宣传与联络委员会委员、数据合规与网络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嘉       宾： 邵静姝 上海律协国际投资与一带一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沈静 上海律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国际投资与一带一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姚约茜 上海律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国际投资与一带一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浩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文字整理： 许   倩

吴月琴： 大家好，欢迎来到《上海律师》2024年第6期法律咖吧，我是本期咖吧的主持人吴月琴。随着美国大选的尘埃落定，特朗普的二次入主白宫无疑将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企业出海或将面临进一步的挑战。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将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中国企业在接下来的出海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哪些问题？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邵静姝律师、沈静律师和姚约茜律师共同讨论分析。首先，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可能在哪些方面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哪类企业在海外扩展时更应重视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所带来的政策变化呢？

邵静姝：我认为可能会在贸易关税、科技、供应链等方面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产生不利影响。一是贸易关税方面，特朗普曾声称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若实施，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的成本将增加，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从而导致订单减少。如中国的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像家具、玩具、服装等行业，利润空间本就较窄，加征关税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二是科技领域方面，特朗普可能会继续或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限制关键技术、设备及相关产品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这将影响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阻碍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也会进一步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准入，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审查，限制中国企业的扩张，例如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就曾受到诸多限制。三是在全球供应链方面，特朗普可能会继续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试图减少对中国生产链的依赖，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或向其他国家转移。这将对参与国际供应链的中国大型企业产生冲击，如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业等，可能导致订单减少、产能过剩，企业需要重新调整业务布局和供应链结构。四是能源领域方面。特朗普可能会回归传统能源政策，增加本国原油供给，这可能会加剧全球传统能源市场的竞争，对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带来一定压力。特朗普还可能计划取消新能源补贴，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这将对赴美投资新能源领域的中国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沈静：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他的政策导向很可能会延续或强化以往的“美国优先”和对华强硬的战略，这将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高科技企业、新能源与电动汽车企业、制造业企业、金融与投资企业等。首先，高科技企业中涉及半导体、5G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据安全的企业将首当其冲。这类企业在技术、产品出口与合作方面可能会受到美国政策的严厉打压。其次，新能源与电动汽车企业，特朗普曾反对新能源政策，更倾向于扶持传统能源行业。他回归后，对电动汽车、电池、光伏产业等中国新能源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再次，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企业，将面临更高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影响其海外市场份额与成本竞争力。最后，金融与投资企业，中国金融机构及投资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并购时，可能会因更严格的外资审查机制而受阻。

吴月琴：特朗普2.0期间，从法律层面，中国企业在出海时将面临哪些挑战？为应对前述挑战，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重视的地方？需要做哪些准备？

沈静：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将面临一系列来自法律层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外交等方面。此前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对中国企业并购美国公司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是涉及高科技、军事相关、数据安全等领域。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加强了对外资收购的审查，特别是涉及技术控制和国防安全的企业。另外，特朗普政府提出加强对涉及数据安全的外资企业审查，尤其是在美国运营的中国科技公司，如华为、字节跳动等，此类企业可能面临更加严格的数据收集与存储监管。对此，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或投资时，应主动进行法律合规审查，尤其在美国是否存在“国家安全”敏感性。企业可以提前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风险评估，确保符合所有国家安全法规。如有并购计划，企业可以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到第三国或区域的公司来避免直接受到美国审查。

在出口管制方面也会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曾实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出口管制，特别是涉及半导体、5G、AI等高科技领域，严格限制美国技术出口到中国。特朗普可能会继续强化这些措施，甚至可能扩大出口管制的范围。BIS（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今年12月发布了出口管制的“强化版”新规，进一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的发展。为此，企业应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尤其是在半导体、AI、大数据等关键领域。通过自主研发打造“国产替代品”或创新产品，避免受制于美国技术出口管制。

特朗普上台以后，我们还可能面临外交与政策风险，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施压盟国，要求他们对中国企业采取类似的强硬政策，尤其是在网络安全、数据隐私等问题上。例如，特朗普政府推动了对华为的全球围堵，不仅在美国，还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另外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加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可能会出台新的政策，要求外国投资者在敏感行业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为此，企业应保持对各国，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政策变化敏感，及时了解新出台的对外投资政策、贸易制裁等，确保公司在不同国家的业务符合当地法律，同时开拓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以规避美国政策的负面影响。

姚约茜：刚才沈律师主要分享了国家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外交与政策方面的挑战，那我就制裁与合规问题作一些补充。由于美国可能会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力度，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与国家安全或人权问题相关的企业。这要求中国企业在开展国际业务时，必须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定，否则可能面临法律和财务风险。美国还可能会利用其“长臂管辖”原则，对与美国有一定关联的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的业务活动进行制裁，即使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并未直接涉及美国，也可能因使用了美国的技术、产品或涉及美国的金融体系等而受到影响，增加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合规风险。特朗普宣称要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将大幅提高中国企业出口成本，压缩利润空间，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还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升级和贸易格局的调整。另外，美国可能对知识产权纠纷的审查更为严格，尤其在涉及核心技术时，也可能会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限制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数据存储和跨境传输。

针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应对措施，我初步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企业建立健全的合规管理体系，确保遵守目标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出口管制和制裁的规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并购前，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国家安全审查和出口管制的相关要求。

二是聘请熟悉国际法律和当地法规的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和支持，确保业务活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三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在出海过程中确保自身知识产权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同时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防止因知识产权纠纷而影响企业的出海业务。

四是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在海外运营过程中对用户数据、商业数据等的合法收集、存储、使用和传输，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和国际标准的要求。

吴月琴：中国律师可以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例如企业准备、运营以及产生纠纷时，发挥哪些作用？

姚约茜：中国律师在企业走出去的不同阶段可以发挥诸多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准备和运营阶段。

在企业准备阶段，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与建议，帮助企业了解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投资环境等，包括当地的公司法、税法、劳动法等，为企业制定出海战略和规划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律师会对目标企业、项目或合作方展开全面的法律尽职调查，审查其主体资格、资产状况、知识产权、劳动用工等，发现潜在的法律问题和风险，并出具详细的尽职调查报告，为企业的投资、并购、合作等决策提供参考，避免企业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和经济损失。此外，律师还会协助企业设计合理的交易架构，根据企业的商业目标和法律风险状况，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设立境外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形式、股权架构安排等，优化税务筹划，并确保符合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以保障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可控性。

在企业运营阶段，律师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境外运营的合规管理体系，包括制定合规政策、流程和手册，开展合规培训，监督合规执行情况等，确保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活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国际规则以及企业内部的合规要求，防范因违规行为导致的法律风险和声誉损失，如数据合规、反腐败合规、反垄断合规等。律师还能帮助解答企业在日常运营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提供及时、准确的法律意见和建议，如劳动用工纠纷、合同履行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协助企业处理与当地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合作伙伴、客户等的沟通协调工作，解决可能出现的法律争议和问题，维护企业的良好关系和合法权益。另外，律师会持续关注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变化、政策调整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动态信息，及时向企业发出风险预警，并提供相应的应对策略和建议，帮助企业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和挑战，保障企业的稳健运营。

邵静姝：姚律师主要谈到律师为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在企业前期的准备和运营阶段可以发挥的作用，那我主要就企业发生纠纷阶段补充几点律师能够发挥的作用。

一是纠纷解决策略制定。根据纠纷的性质、金额、复杂程度等因素，为企业制定合适的纠纷解决策略。对于一些金额较小、事实清楚的纠纷，律师可能建议通过协商或调解的方式解决，以节省时间和成本。例如，在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因货物交付时间产生的小纠纷，可以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延迟交货的补偿协议等方式解决。对于较为复杂、涉及重大利益的纠纷，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或大型合同违约纠纷，律师可以评估诉讼或仲裁的可行性。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司法环境和仲裁规则，律师要权衡在当地法院诉讼还是选择国际仲裁机构仲裁的利弊。二是代表企业参与诉讼或仲裁。如果企业决定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纠纷，律师可以代表企业进行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律师负责起草起诉状或答辩状，收集和整理证据，参加庭审等环节。在仲裁程序中，律师要熟悉仲裁机构的规则，按照仲裁程序要求提交仲裁申请、进行证据交换和庭审辩论等。律师还可以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运用法律技巧，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例如，在证据收集方面，律师可以利用当地的证据规则，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对企业有利的证据，同时防止对方滥用证据规则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在法律适用方面，律师可以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和当地法律规定，选择对企业最有利的法律条款进行辩护。三是资产保全和执行协助。在纠纷发生后，为了保障企业的胜诉权益能够得到实现，律师可以协助企业进行资产保全。这包括申请冻结对方的银行账户、查封不动产等措施。在一些国家，资产保全的程序和要求比较复杂，律师可以凭借专业知识和当地的司法资源，确保资产保全措施能够有效实施。在获得胜诉判决或仲裁裁决后，律师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执行程序。这可能涉及与当地的司法执行机构合作，查找对方的可执行财产，推动执行程序顺利进行，确保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最终维护。

吴月琴：最近美国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对TIKTOK案作出了判决，要求TIKTOK在2025年1月19日前完成资产剥离。鉴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对禁止TIKTOK，TIKTOK案是否会因特朗普入主白宫产生变数？

邵静姝：我认为存在产生变数的可能。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12月16日的记者会上均表示对TIKTOK有好感，并提及会研究相关情况，其会见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的举动也引发诸多猜测，从其个人态度来看似乎有意愿改变TIKTOK被禁的局面。但特朗普即使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也面临一些阻碍。首先是法律程序问题，“不卖就禁”法案是由国会通过、总统签字生效的法案，新总统想要推翻需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即使特朗普当选总统并试图阻止TIKTOK禁令，他也将面临重大法律障碍，总统无权单方面废除国会通过的法律，若其选择不执行某些法律条款，可能会引发与国会的宪法危机。其次是执政团队态度，特朗普的执政团队中排华力量比较强大，如沃尔兹、斯蒂芬尼克等“对华鹰派”议员将在内阁中任职，其新政府未来很可能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这增大了TIKTOK禁令被解除的不确定性。另外还有科技公司的担忧，现行法律规定，苹果、谷歌等公司有责任将TIKTOK从美国应用商店下架，网络服务提供商也有责任停止为其提供流量服务，否则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即使特朗普有意，若没有正式的法律文件支持，科技公司仍将面临巨大风险，难以冒着法律风险继续维持TIKTOK的网络托管。

姚约茜：TIKTOK案是否会因特朗普入主白宫产生变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反对禁止TIKTOK，其理由是禁止TIKTOK会给Facebook带来好处。如果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坚持这一态度，那么他有可能采取措施对案件进行干涉，从而使案件的走向发生变化。特朗普可以通过指示司法部不执行禁令等方式来影响案件的进展。尽管执法自由裁量权或行政命令不能凌驾于现有法律之上，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案件的执行产生阻碍或延迟作用，为TIKTOK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来应对。

另一方面，特朗普宣称支持TIKTOK可能是为了赢得大选采取的竞争手段，不一定真心愿意帮助TIKTOK。虽然特朗普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施加影响，但法院的判决和法律程序依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TIKTOK在美国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国际社会也在关注TIKTOK案的进展，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可能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和质疑，这也会对特朗普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TIKTOK的最终命运仍将取决于法律程序的进展和各方博弈的结果。

沈静：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公开表达了对禁止TIKTOK的反对态度，他曾提到禁止TIKTOK可能有利于Facebook等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近期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会研究一下TIKTOK，你知道，我对TIKTOK有好感。”因此，特朗普的政策倾向可能会导致对TIKTOK的禁令执行产生变化。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司法部可能会在执行有关TIKTOK的裁定时采取不同的态度。尽管法院判决要求TIKTOK在2025年1月19日前完成资产剥离，但特朗普可能通过指示司法部对禁令执行采取更宽松的态度，甚至推迟或避免强制执行。这可能导致TIKTOK在美国市场继续运营，直到其他法院或法律程序作出新的决定。

吴月琴：从TIKTOK等案件看，中资企业在美国积极寻求法律救济是否还有意义?除积极寻求法律救济外，还有哪些应该做的事情？

邵静姝：在我看来，中资企业寻求法律救济可以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争取舆论支持和树立法治形象。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通过法律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府的不合理禁令等行为进行抵制，明确指出其违反法律和侵犯企业权益之处，为企业争取合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利益等。一方面，积极的法律行动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舆论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美国政府在相关事件中的不合理之处，如TIKTOK案中强调禁令对1.7亿美国用户权利的侵犯，从而争取到更广泛的舆论支持，给美国政府施加一定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展现中资企业尊重法律、愿意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态度，有助于提升中资企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也为其他中资企业遇到类似问题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鼓励更多企业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除了法律救济以外，企业应当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的合规管理，确保企业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商业行为等各方面都严格遵守美国及国际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减少被美国政府以合规问题为由进行攻击的风险，从自身角度降低法律风险隐患。在业务方面，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通过拓展其他海外市场以及加强国内市场的深耕等方式，分散因美国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同时，在业务领域上也可以进行多元化拓展，减少因特定业务受限而对企业整体造成的巨大冲击。国际层面，可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组织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不合理政策。通过国际合作，形成合力，在国际舆论场和经济领域等共同发声，维护公平、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

姚约茜：我觉得中资企业寻求法律救济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当企业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诉诸法律手段是维护自身利益的直接途径。通过法律程序，企业可以寻求公正的裁决，抵御不合理的行政或商业行为。二是面对可能的歧视性政策或不公平待遇时，法律救济可以帮助企业争取公平的市场环境，确保其业务的合法性和持续性。三是积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体现了企业对美国法律体系的尊重，有助于树立守法合规的企业形象，增强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信任关系。

除积极寻求法律救济外，企业还可以考虑主动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议员等建立沟通渠道，加强交流与对话，及时了解美国政策动态和监管意图，向其解释企业的业务模式、发展战略以及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积极贡献，增进美国政府对中资企业的了解和信任。同时，企业可以积极参与和支持相关行业协会的工作，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共同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不合理的监管措施，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和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沈静：刚才两位律师谈论的有一定道理，但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从TIKTOK等案件来看，中资企业在美国寻求法律救济的意义和实际效果确实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尤其是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因素深度介入的情况下。在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法律程序上的挑战，还涉及到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量。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依赖法律救济可能无法完全解决问题。首先，存在政治与国家安全的干预。许多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法律争端，不仅仅是商业问题，往往还涉及到国家安全、数据隐私等敏感问题。在特朗普政府和更广泛的排华情绪下，司法独立性和法庭裁决的可预测性受到了影响。法院的判决可能会受到政治压力的干扰，尤其是涉及到中资企业的案件，政治因素往往成为主导决定因素。其次，司法系统的慢性拖延。即使寻求法律救济，中资企业可能会面临漫长的诉讼周期和不确定的结果，尤其是当案件涉及复杂的国际法律、跨国公司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时。即便法院作出对企业有利的裁决，执行时也可能面临行政干预，特别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制裁措施。最后，法律和政策的双重压力。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涉及出口管制、外国投资审查、反垄断法等多个方面，这些领域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极大。即使法律上有胜诉的可能，政治决策也可能阻碍判决的执行。尽管中资企业可以尝试寻求法律救济，例如通过司法复审、上诉等途径，但美国政府往往会通过行政手段、贸易政策或国家安全立场来抵制或推迟这一过程。因此，单纯依赖法律程序来逆转行政命令或制裁，效果可能非常有限。

除了法律救济，中资企业应注意其社会责任和品牌形象的建设，尤其是在敏感政治环境下。通过对外展示企业的社会贡献、道德责任和合规性，可以提升其品牌形象并减少负面舆论的影响。另外，通过增加对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企业可以减少对美国及其他国家技术的依赖，尤其是在半导体、5G、AI等核心技术领域。而自主研发能够提高企业的技术壁垒和市场竞争力，减少外部制裁的影响。同时，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可以选择通过购买政治风险保险等方式，将部分经营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例如，通过向世界银行的投资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来降低政权变动或外交冲突的风险。

吴月琴：中国企业在面对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可能带来的政策变化时，应结合自身的业务实际，识别贸易、科技、供应链等多方面的风险，并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制定和执行风险应对措施。我们也希望监管机构、业界人士以及法律专家能够携手合作，共同促进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健康发展。感谢三位律师的精彩分享，通过本期“法律咖吧”深入讨论，希望可以加深大家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中所面临挑战的认识。鉴于时间和篇幅的局限，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聚焦于大家普遍关心的核心议题，而许多法律细节尚未得以充分展开。我们期盼在未来的交流中，能有机会再次邀请各位法律专家，进行更深层次地探讨，以共享更多的法律洞见。最后再次向三位嘉宾的积极参与和精辟见解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文内容根据录音整理，系嘉宾个人观点，整理时间：2024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