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上海市优秀女律师

女律师的柔韧之美

2024年第03期    作者:文│程芳    阅读 304 次

编者按：2022年，上海律师行业评选出“第七届上海市优秀女律师”10名。从2023年第1期开始，“第七届上海市优秀女律师”系列文章将陆续刊登在《上海律师》上。

程芳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保护知识产权工业协会中国分会会员，国际商标协会中国分会会员，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课外教授。荣获第七届上海市优秀女律师。

在律师群体里面，我的经历算是相对比较特殊的。我的本科和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习的均是生物医药专业，跟法律没有任何关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职的单位也是以科研为主的单位，当时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从事法律工作。我与法律结缘始于一次单位分配的任务——专利撰写及专利申请。在这次专利撰写和申请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法律，尤其是知识产权法的热爱，并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了法律这条路；不仅先后在华东政法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读了法律硕士，还先后取得了中国律师执业资格、中国专利代理人资格和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资格。这些经历一方面体现了我对法律，尤其是知识产权法的热爱，但其背后也隐藏着我作为一名女律师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一、孜孜以求，打下扎实的法律功底

我的法律生涯始于2004年入职的一家顶尖美资所。作为女性，当时我的这一抉择不仅面临来自家庭的压力，更面临工作能力和工作节奏的双重挑战。家庭的压力在于，我从本科学校兰州大学开始，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一直学的都是迄今为止依旧热门的分子生物学专业。而且在到律所工作之前，我已经被一家全国知名、待遇极为优厚的科研单位录用。因此，对我的这个抉择，父母不能理解且至今尚不能释怀。能力和节奏的挑战在于，我从学习多年且轻车熟路的科学院所转到相对陌生的以法律服务为中心的律所工作，不仅要突破之前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还要在工作的同时学习浩如烟海的法律知识，更要从全中文工作环境调整为几乎全英文的工作环境。

从事法律工作这一决定是瞬间作出的，为了这个决定，我所做的努力却是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计算的。律师需要执业资格证，专利律师需要专利代理证，在外所当律师最好还要有国外的执业资格证……这是我转行到律所工作之前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第一次参加专利代理人考试的紧张与忐忑，中国司法考试之前几个月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攻读，纽约州律师考试的高强度、大题量，等等，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但资格证书不代表法律功底，为了弥补自己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的遗憾，我在工作的间歇到华东政法大学读了研究生，相对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法律。由于工作中大量处理美国客户的法律业务，为了更好地为国外客户服务，同时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比对中美两国法律差异，在律所的支持下，我又到斯坦福大学攻读了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到当时就职律所的纽约分所工作一年，在美国本土直接积累了法律实践经验。

在这些求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结婚、生子。作为一名女律师，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我依旧一边工作一边求学，在幼子1岁的时候就要游学美国……这些无法平衡的事情当时一直困扰着我，对于儿子我也经常有愧疚之情，好在有家人的支持，这些难关已经成功渡过。天道酬勤，付出的一切都是有收获的——我的中国专利代理人考试、司法考试、纽约州律师职业资格考试均是一次性通过，斯坦福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律硕士也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经过20年对法律孜孜不倦的追求，我现在正在兼任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课外教授，还是国际知名专业出版机构——律商联讯（LexisNexis）的特约专栏撰稿律师。我也经常受邀在知识产权国际会议上发言，这几年先后应邀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律师协会、美国中国总商会、新加坡知识产权学院、国际许可证贸易工作者协会、国际商标年会中国分会、中国专利年会等国内外知名社会团体开展讲座，并应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邀请进行讲座和授课。

二、兢兢业业，在工作中力求尽善尽美

进入中伦以前，我一直在顶尖的外资所工作和成长，这个过程让我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对于自己经手的诉讼文书、交易文件、尽职调查报告乃至工作时间记录，我都要细细审阅并把关。加入中伦以后，除了坚持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以外，在接触客户的过程中，我更加理解每项法律事务对客户的重要性，也更加能够从商业运营的角度考虑并处理相关法律问题。由于始终坚持对客户极端负责的态度和事无巨细的工作习惯，对我而言，工作中最大的困扰就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我经常在深夜和周末加班，也因此成了同事眼中的加班达人。

由于有法律和生物化学的双重背景，我的主要业务集中在专利和技术秘密领域。因此，在案件代理中，我不仅需要研究法律问题，更要吃透技术问题。这就决定了在技术类项目中，我所花的时间是其他类项目的两倍。对于此类案件，我通过不断发挥自己或团队成员理工科背景的优势，以迎难而上的劲头，带领团队律师一次又一次地攻克案件难题。截至目前，我代理的数百件涉及药品、化学品、生物工程、诊断试剂、医学检验和医疗器械的专利复审及无效，跨境交易的谈判，专利及技术秘密纠纷案件均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赞誉。

我自己看来，所有项目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北京环球影城项目。每每提起谈判过程，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两个关键词：艰辛和自豪。北京环球影城项目启动于2014年12月，是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给予特别支持的为将首都北京建设成国际一流旅游城市而打造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历经近10年的前期沟通和铺垫，于2014年底、2015年初正式启动，是北京市政府的2015年“一号工程”。我作为中方知识产权方面谈判的负责律师，也把北京环球影城项目作为了自己的“一号工程”。

这个项目不仅社会影响大，而且交易本身也涉及多方主体、多种类型的知识产权、多个层次的跨境知识产权许可和交易。比如，从权利类型上讲，涉及著作权、商标、专利、商业秘密、域名、商品化权等多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从主体上讲，项目知识产权来源涉及多家好莱坞知名影业公司，不同公司的许可有着不同的范围和权限。而且，该相关项目并非单纯的知识产权许可项目，还需要综合考虑公司架构、项目运营、土地开发、园区建设、融资借贷、财务评估、法律风险等多重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设计和嵌入知识产权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罕有类似规模和复杂程度的知识产权许可项目，因此，该项目在业内极为罕见且极具典型意义。

谈判的过程也很艰辛。从2015年至2017年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奔赴纽约、洛杉矶、奥兰多、香港、北京等地，全程参与和美方的7次谈判，且谈判节奏非常快。我不仅需要克服时差带来的困扰，也需要克服女性特有的不便，更需要从知识产权谈判策略的确定、关键环节的把控、与其他类型协议的配合以及知识产权协议的具体措辞用语等方面全面把关。整个北京环球影城项目，我从头到尾全程深入参与。令我们自豪的是，这一项目最终获得了比全球其他环球影城更优的许可条件。目前，北京环球影城已经开业，场面非常火爆，园区运行也井井有条，这与中美双方多次扎实的谈判不无关系。

三、拳拳爱心，为社会尽自己微薄之力

作为女性律师，既要做好法律服务工作，又要兼顾家庭；与此同时，我认为女律师还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经验和资源，多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在多年的律师生涯中，我一直以此为信条，也为社会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2020年初，在疫情初期，武汉及周边县市地区严重缺医少药，尤其是黄冈、黄石、鄂州等地的医院除了缺乏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外，还急缺病毒检测试剂盒；发热门诊极度拥挤，但是医院物资缺乏，无法及时确诊。获知这一信息后，我想到此前提供过法律服务的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质量过关、已被纳入政府采购范畴。我即刻联系该客户，积极协调其将一部分生产能力指定给湖北疫区，帮助当时的湖北疫区解决了一定的燃眉之急。

为了保证援助物资的供应量，除了自己捐款购买外，我还积极跟事务所汇报和协调，主动组织所有中伦合伙人以及相关客户共同参与，短短一天时间即募得捐款近70万元。我们即刻将全部募捐所得资金用于物资购买和运送，被捐赠的机构涉及湖北省黄冈、鄂州地市的10家医院/疾病控制中心。我的这一小小的举动也得到了湖北当地医疗机构的肯定和致谢。

除此之外，多年来，我还先后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公益基金会、中伦公益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及河南特大暴雨等灾情捐助，同时也积极参与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等院校的捐资助学。这些公益活动中，令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参与的向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清真食堂捐助羊肉的活动，看到学生们吃到久违的羊肉之后给出的反馈，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力量。此外，我还参与了斯坦福大学上海校友会组织的盲人助跑活动。在帮助盲人获得跑步快乐的同时，我也获得了更多的人生感悟，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公益活动之中。

女律师虽然在体力、精力和社会分工上与男律师有诸多差异，但女律师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她们细致、敏感，更有爱心和耐心。我相信，只要怀着爱心、耐心和持久之心，女律师会在学习、工作、生活和社会公益中收获更多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