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事务所都会增加不少刚出校门的新人。每每看到他们朝气蓬勃、英姿飒爽的样子,总会在羡慕之余引发一些感慨。是啊,我们都曾年轻,只是于我已是30年前了。
1979年离现在已很遥远了,然回忆起来有些情形却又恍如昨日。那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两个月后怀着欣喜揣着茫然步入了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说来可笑,填报志愿时确实将华政作为首选,却真的不清楚为何要选华政,也不知道法为何物、将来要干什么。这实在是因为我理科太差而文科学校少之又少的缘故。且不说我当时只是十八、九岁的高中毕业生,即使是成年人也不见得有多少人明白法律是什么、有何用。要知道这是文革“砸烂公、检、法”后华政复校的首次招生,而当时人们的视野、资讯又是如此狭窄和闭塞。
我长这么大,除了一次学农外还从没离开过家、离开过父母。报到那天姐姐和哥哥陪我同去,姐姐的任务当然是帮我铺床叠被挂蚊帐,哥哥则是帮我提行李。到宿舍门口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张贴在门上的学生名单,放眼望去,第一个名字便是曹建明。未及往下看便自忖,学校怎么这么不细心,名字都给搞错了。再往下看时才发现错的是我,名单下方我的名字赫然在列。当时就不禁感慨怎么会这么巧,仅一字之差,真像兄弟俩同居一室。推门入室,房中仅一人在拖地板,互相询问后方知他就是我的“兄弟”曹建明,他显然也觉得诧异,我们相视而笑。就此我认识了大学的第一个同学,他的成熟、稳重、大方和善于交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是历届生,他大我六岁,又因为他早已工作且已担任多年基层党支部书记,故我在他面前更显稚嫩。巧的是我又跟他同桌,相对和交流的机会自然又多了许多。此后他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成了三好学生,成了为数不多的全优生。毕业前他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然后留校任教,从系主任到院长再到如今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毕业后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工作,早年也曾相互通信,也经常相聚,渐渐各自也都成家立业,见面相聚的日子越来越少。然每次的聚会虽觉时光匆匆,但每每都会说起同窗四年中的点点往事,说起他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读外语,说起我们一起打排球、一起洗冷水澡直至寒假……总是那么开心,总是那么过瘾,总是会让快乐占据面容、让幸福漾满身心。我一直坚信,他成功是必然的,就因为他的刻苦,他的坚毅,他的乐观和他的全面。
李崇芝是我的上铺,山东汉子但个头不算高大。他是我们宿舍报到最晚的。因为火车晚点的原因,他进宿舍时已是深夜,我们都被他从睡梦中惊醒。可能他觉得影响了别人休息不好意思,一进门就从军绿色挎包里掏出苹果每人分了一个,一口胶东话听得我们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真诚、纯朴和善良是可以用心读的。冬天时,上海同学还是会用些“雪花膏”涂涂脸,这在当时已是高级化妆品了。李同学许是看不惯这些“少爷作派”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总是强力抵制并说“臭”味难闻。说实话“雪花膏”还真的比现在大多数护肤品都要香。鼻子都没病,意识形态不同而已。有意思的是,不出俩月他比谁抹得都多、抹得都香。可见人的思想真的会变,而且很快。让同学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的眼珠呈黄褐色,鼻梁又较高挺,让人觉得有几分异域之感,加上他乡音浓重,读起英语来英美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很难懂,我们便总笑称他为“山东美国人”。今天想来,同窗时代的回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我真为我的同学骄傲,现如今担任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长的已不计其数,单单我们宿舍就出了一位最高检察官和一位高级法官,其余有六位大学教授(大多兼博导),郑伟、沈亮、史建三、王虎华、杨心明等等,皆为法学界知名学者专家,其中不少还兼任过各法学院院长。当然我更感谢我的母校为我们的国家培养了这么多的专门人才。
明年是我们毕业30周年,想来又会迎来同学大聚会了,我期待着。●
(作者单位: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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