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请巴黎将我遗忘

2017年第04期    作者:计时俊    阅读 8,047 次

编者按：

为弘扬行业优秀文化，促进行业交流，上海律协以“真人、真事、真情”为主题，于2016年11月27日举办了“聆听律师的声音”（第一季），让律师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首季邀请了上海律协会长俞卫锋在内的8位律师，讲述了各自的执业故事，展现了上海律师多角度的工作和生活。活动取得了热烈的反响，律师嘉宾们的执业故事触发了广大同行的感悟与共鸣，他们的执业经历和经验则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上海律师》将从本期计时俊律师的分享开始，陆续刊登他们的演讲故事，以飨更多读者。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那已经是十六年前的事了。

1999年12月24日，上世纪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在我经营的唐人街最大的卡拉ok餐馆里，客人蜂拥而至欢度西方人的圣诞节，快要收工的时候，几个醉酒的客人和我们餐馆的保安发生了争执，继而打了起来。那些保安都是经过挑选的练泰拳和自由搏击的，所以几下较量之后，滋事顾客只能落荒而逃。因为争执和打架在那时的卡拉ok场所是司空见惯的，我也基本见怪不怪了，只要打斗结束得干净利索不要影响其他客人就好。但就在那晚保安下班，我也准备关门回家的时候，那两个醉酒的客人闯了进来，一个手臂上绑着绑带，显然至少是骨折了，另一个拔出一把枪对着我的脑袋，恶狠狠地逼我说出保安的住所，他们要去复仇！

那一刻，你问我想些什么，是不是想起了见义勇为、紧急避险、正当防卫，还是报警或是讨饶？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黑洞洞的枪口顶着你的脑门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有做英雄的冲动！虽然脑子有三五秒的停顿，但近十年浸淫在餐饮业，黑白两道都接触过，风里来雨里去的经验告诉我不能慌张，因为侵犯者其实他也心慌！而学过的法律知识告诉我，所有的诉求都是基于一个根本的利益点。于是我克制住颤抖的声音说：“Mec,range ton pistolet.Tout ce que t'interesse c'est ta reputation et les frais medicaux non?On peut en discuter assis autour d'une table.”(“兄弟，先把枪移开，子弹可不长眼睛，有话好好说。不就是为了医药费和面子嘛。我先向你赔个不是，明天我摆一桌请你们坐下来聊一聊⋯⋯”)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真的烂醉如泥，还是能听懂场面上的话的，最终没有扣下那扳机，我就在枪口下死里逃生⋯⋯

那夜，我是拖着几乎虚脱的身体回到家，黑洞洞的枪口一直在我的眼前盘旋。

那一夜，我久久无法入睡，脑海中闪现的是一幅幅屈辱的场景: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下机时，我们这些原籍浙江、福建的中国人，入境要走特别通道，因为要先入为主地检查我们是否是偷渡者；我开第一家餐馆时，因为没经验误用了一位无工作签证的员工，我在合理抗辩时被审查的警察以“莫须有”予以指责，并被狠狠地打了一耳光，我的眼镜像一道凄美的弧线飞落；我在与法国人发生争执时，被他们大骂“滚回你的亚洲去”；在法国的法庭上，作为律师助理的我，得承受不准说话的痛苦，还有对手律师鄙夷的目光⋯⋯我为什么要屈辱地生活在那里？即便我们穿着最好的西服，开着再好的车子，说着和他们同样的语言，我们无法改变的是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无法忘却的是我们日渐强大的祖国，和我们背后父老乡亲祝福的凝视！洋装虽然穿在身，但我身上，跳动的依然是一颗中国心！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到祖国，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土为我的父老乡亲们贡献我的才华？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十年前，1989年10月，华政毕业后，我是抱着一颗求学的心来到法国，希望能够提升我的法律知识水平，在这片大陆法系的发祥地学到我能报效祖国的本领。但到了法国，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模样，塞纳河的美丽只是属于那些有钱又有闲欣赏它的人，为了能够支付我的房租、学费、交通费、以及每天有时只有一根棍子面包、一瓶免费的水的清贫生活，我当时没日没夜地打几份工，一天平均工作要近十六小时，在工作的空隙里学习法语，学习驾驶，学习融入法国社会。但我却在初步掌握号称世界最优美的语言之二的法语后（第一当然是我们中文），因为我有温州人的天生经商头脑和冒险精神，我在到达法国三年后并没有继续法律学业，而是开了我的第一家中越餐馆并一头扎了进去不能自拔，后续六年中陆续开了火锅店、开了外贸公司、开了汽车驾驶学校、卡啦ok⋯⋯虽然有时，我也会记起我的使命，我会站在正义立场，和外国人争论诸如“中国计划生育是否侵犯人权”、“西藏是否应该是个独立国家”等国策或者国际法的问题，并在这样的讨论中，体会到我已经许久未体会的辩论得痛快淋漓的感觉；我也会帮助那些不会法语不会开车的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同胞，去警署去移民局主张合法权益，乃至去医院听取最后的临终告别。但是，我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商人，不敢说见利忘义，但至少，我是以金钱衡量我的成败。我却忘了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也应该坚持真善美，忘了坚持自我。那夜，我在扪心自问：我的那些叱咤法庭舌战群雄的梦想呢？那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申张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呢？都被现实的钱和欲望给冲垮了。

第二天，我告知合伙人转让餐馆的决定，五天后就出让了我的金麒麟卡拉ok餐馆。在2000年的第一个季度，我卖掉了我的火锅店，关了我的外贸公司，卖了我的奔驰车，辞掉了我在律师事务所的兼职，纳完了我在法国的最后一笔个人所得税。2000年5月30日的清晨，我回到中国，当踏上虹桥机场的停机坪时，我真的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俯身亲吻这片大地。百日奋战后，在当年的9月我参加了最后一届律师资格考试并顺利过关。

2001年的春天，对于我来说格外温暖，因为那一个初春的日子，在外滩的陈毅元帅塑像前，我宣誓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回国后，在执业初的“迷茫期”，也有很多朋友建议我继续做生意，但我都坚决地拒绝了！不是不领朋友们的情，而是我的当一个好律师的信念已是如此坚定。我可以以商人的诚恳、热情的精神经营我的律师职业，但我绝不会为了成为另一个商人而回归我的祖国；我同样不希望自己将来是以“成功的商人”的姿态回到法国，我渴望能以中国律师的身份回到巴黎进行商务谈判或者解救我们有法律困惑的同胞！

有朋友看到我现在取得的一些成就问我：如果没有法国的十年，你是否会发展得更好？

人生没有如果。各位朋友，“落红深处有冷暖，世事沧桑也寻常”，所有你曾经经历的，也许是生活的一次偶然，但却是命运的必然。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懂得；所有的过往，都是岁月的一种恩赐。

巴黎那夜的经历，以及打工生活中各种惊险的经验，让我养成了处惊不乱的人生态度。面对群体性案件，无论当事人是如何的暴跳如雷和声嘶力竭，我总是举重若轻一笑而过，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循循善诱，总能取得很好的结果。

我在工作生活中尊重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他是白领还是农民工，我尊重是因为那些曾经饱受歧视的日子让我知道人生而平等，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独特的幸福和尊严。

我每年要办理很多的法律援助案件，也在社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服务，也很多次充当“老娘舅”调解家庭矛盾、缓解社会矛盾，到现在我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在从事公益法律服务。为什么？因为我在法国也曾走过这样求告无门的路，体验过这样举目无亲的苦！看着受援人那感激的眼神，握着他们激动的双手，心中那作为律师、一个社会法律工作者的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一种成就感是别的职业所不能体会的。

我担任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因为如果没有人代表民意，为百姓的疾苦奔走呼号，那么我们的立法和政策就不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让每一个公民都主动站出来，为国家更美好的明天发言，这才是我理解的民主社会的基本准则。

⋯⋯

感谢十六年前巴黎的那一夜，让我终于明白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可以成为怎样的大写的人！

亨利赫奇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祖先，也是他自己的后人，他设计了自己的未来，他继承了自己的过去。”我不再是2000年5月30日虹桥机场清晨的那缕阳光，但我相信，我依然可以期待属于我的漫天星光灿烂！

谢谢各位对我的人生体会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