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沙中学老师起步的资深律师

叶文昌律师访谈摘要

2026年第03期    作者:受访人：叶文昌 采访人：李海歌 刘小禾    阅读 21 次

采访时间： 2018年12月26日

受访人： 叶文昌

采访人：李海歌  刘小禾

采访人：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老川沙、新浦东的老朋友——叶文昌律师。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川沙这个行政区划，但是当年川沙的律师事业在整个上海律师界中占很大比重，影响深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叶文昌：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聊聊往事。我是“老三届”，1977年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当时，我们全村有150人参加考试，最后只有我和弟弟两人取得高分、顺利考上，被急需培养师资的上海师范学院录取，一时在村里传为佳话。我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我到川沙中学当了语文老师。

1980年，上海市开始恢复建立法律顾问处。那时，我还在川沙中学当老师，但已经出庭做过一次刑事辩护——法院审理一起少年犯案件，希望我去做辩护人。当时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辩护，而我曾看过审判“四人帮”等资料，对辩护有初步认识。针对少年犯打人、捣乱的问题，我提出了“文革”对青少年的影响，强调要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毒害。对于我的观点，公诉人认为不能成立，并问被告人：“你们认识‘四人帮’吗？”我立即反驳说：“被告人是否认识‘四人帮’并非关键。请公诉人注意，‘四人帮’对我们全社会的毒害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深刻认识的问题。”对于那次庭审，各方都很重视，川沙县四套班子都去旁听。之后，一纸公文将我从川沙中学调到县法律顾问处，参与筹建工作。当时还没有县司法局，只有司法科，在法院门口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县法律顾问处最初只有2张办公桌、3个人，主任是从法院调来的。组织上为了培养我，派我去北京参加中央政法干校的第四期学习，这是当时政法实务界的最高学府。

可以这样说，我的执业年限是目前上海律师中最长的。我于1981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82年获得律师执照，连续执业至今，从未中断过。那时，律师事务所是国办所，我们的工资由国家发放，工作全凭一股信念支撑。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出力，受人尊重。但当时的社会对律师职业还比较陌生，从业人数很少，加之新毕业的大学生还没有进来，因此我是所里最年轻的律师。我办了很多案子，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硬是把一些案子“翻”了过来——全凭证据和法律，不走关系，社会影响很大。当时，川沙法院只有一个法庭，可引用的法律法规也很少。我们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有时要骑车到乡下很远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工作条件很艰苦。

川沙县当时的经济实力很强，曾连续三年超过无锡县。为了争取公平正义，来找我们律师帮忙解决问题的人很多。在“文革”后法制建设刚刚起步阶段，我在川沙县办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案件，尤其是婚姻家庭方面的案子，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议论。例如，有位大学教授想和妻子离婚，折腾多年，在上海、南京、山东等地先后提起五次诉讼，均被法院驳回。市里有关部门还定了调子，说他是现代“陈世美”。女方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孩子占住大学办公室长达半个多月。第六次诉讼时，男方委托我担任代理人。我在代理词中分析说，这是一对在动荡年代结合的夫妻，不能简单定性为患难夫妻，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男方在特殊年代被错划为反革命分子，流落他乡时帮助过女方。女方感激他在自己惊恐、害怕时出手相助，于是以身相许，当时男方也渴望安定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双方确实有点患难夫妻的感觉。但男方之前就离过婚，还有个女儿。后来，学校为他平反，恢复其教授职位。他回到原单位后，夫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我认为，这段感情形成于扭曲的年代，这在当时可以理解，但后面也应该考虑实际情况，要理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苦衷，不应随意给男方扣上“陈世美”的帽子。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判决双方离婚。

另有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也是欲离不成，苦不堪言。他后来找到我，经我疏导后，双方终于协议离婚。还有一个案子，男方是大老板的儿子，经历“文革”后家道中落，提了4次离婚都没离成。因为女方认为国家落实相关政策后会发还大笔财产，这其实是对政策的重大误解。于是，男方尝试自杀，女方以绝食相逼，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男方通过华东师范大学一位老师的介绍找到我。我用了许多方法劝说双方理性看待财产争议，搁置经济纠纷先解决婚姻问题，最终女方同意离婚。

还有一位知名电影演员在妻子去世后因再婚问题与子女反目成仇，子女反对其再婚，不让任何女性进入家门，该演员则要求一直与其共同居住且户口在其名下的子女搬离老家。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知名报刊对此事各持己见。随后，子女以确认房屋权属、继承母亲遗产为由提起诉讼。我介入该案后，与子女心平气和地沟通，告知他们：“你们的父亲正因为一直由你们的母亲照顾，独立性很差，丧偶后才感到难以独自生活，急于寻求情感支撑。这不是对你们母亲的背叛，而是因无法忘怀你们的母亲才急于填补情感空缺。”我从另一个角度，运用心理学知识帮助他们理解了自己母亲的伟大，该案最终调解结案。

不少人说我总是打离婚官司，专门拆散人家，与“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传统观念相悖。我说：“我的理念是与其勉强维持一对怨偶，不如放手让双方各寻幸福，这是功德无量。”我希望当事人正视矛盾，认识到夫妻关系若处理不好，既影响子女成长，也阻碍双方的个人发展。面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互相指责，我常劝他们：有些事不必归咎于对方——两个好人在一起，未必是好夫妻；反过来，两个坏人也可能是一对好夫妻。不能死抠法律条文，更应置于时代背景中综合考量，以此求得公平正义的解决。

20多年前，一位新婚不久的女子被地区联防队敲诈，诬陷其作风有问题，继而被单位开除。她深感冤枉，情绪激动，以上吊、触电等方式数次尝试自杀。领导将此案交给了我。我认为，要化解她心中积蓄已久的怨愤，需对症下药，下工夫疏导。我安排了一位女助手，借了司法局的一辆吉普车，径直开到她家门口。进门后，只见这位年轻女子的双手被电得发黑，她口唇干裂、双目难睁，精神状态很差。她的父母、公婆、丈夫等人都在身边。我告诉她：“我是县里来的，县领导很关心你的情况，特地让我来看你。”然后，我看了她房间里的结婚照，称赞她的美丽；同时对她曾在苏州、上海留影的地方一一道来，激发她对美好生活的回忆。那时，小车并不常见，我们借的吉普车让她觉得有点惊讶。她虽然一直不吭声，但我讲话的时候，发现她的眼珠在眼皮下微微一动。我接着说：“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是被冤枉的，我可以帮你打官司。”到了午饭时间，女子示意家人留我吃饭。我说：“律师不能在当事人家里吃饭，这是纪律。但我今天可以破例，不过你必须同吃，而且要开口说话。”我让女助手喂她粥汤，她终于张嘴喝下几口。这虽然只是开始，但说明她的心中升起了希望。第二天，我带上妻子同去，帮我一起开导她。妻子告诉她：“文昌打这种官司好多年了，你要相信他，他会全力帮助你的。”分析完案情后，我认为这个女子确有冤情。但公安方面的朋友说她曾经“承认”过，案子翻不了，劝我别接手。我找到那名屈打成招、已被单位开除、绝望怕事的男当事人，告诉他：“你不应该如此苟且偷生，眼睁睁看着一个女人的名节和生命被毁。”这件事让我想起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案——公堂上，小白菜屈打成招诬咬杨乃武，待到密室相会时才吐露真情。于是，我安排二人在我家相见，经我引导，男人终于说出实话。我将情况直接呈报县领导，县领导批示公安机关重新调查。后来，公安机关向这名女子道了歉，她恢复了工作，并于两年后生了孩子。企业转制后，她自主创业成为企业家，开着奔驰车来看我。由此可见，律师须有担当，关键时刻真能救人一命。

几年后，我从县第一律师事务所离职，组建了县第二律师事务所，属于国办所，当时仅有3个人。此举既顺应了政策调整，也解决了当事人委托冲突的问题——原先一个县只能设一家律师事务所，一旦原告委托了我所的律师，被告便无法同时委托。浦东开发开放后，川沙县第一、第二律师事务所合并为浦东新区律师事务所，仍是国办所，我担任主任，原一所的张主任担任指导员。后来，司法部规定律师事务所不得以行政区划命名，我便离职创办了合作制的文昌律师事务所。在发展涉外业务时，我所聘用了外国律师。后来经批准，事务所更名为雷曼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办公室位于龙阳路，很多老律师都在我所执业，主要办理一些民间纠纷案件。后来，我们在北京设立分所，规模达到数十人，专门承接涉外法律业务。

我现在偶尔还会出庭，当下的执业环境比较复杂，常有人问我是否认识法院的人。事实上，我认识不少法官，但我总是说“我不认识”。因为法官不会因私交而曲法，办案要综合事实、证据和法律。走关系这条路看似一时便捷，实则终将反噬自身。我们应始终保有独立见解，不做权力与金钱的附庸。

我希望青年律师坚守信念，凭专业能力与职业信念办案，不在逐利中忘记自己学习法律的初衷。律师的职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解人之困。当年郑传本律师为蒋佩玲辩护一案家喻户晓，如果我们都能像他一样认真、执着、爱惜职业声誉，律师的社会地位一定会提升，

观看韩国电影《辩护人》时，我流下了眼泪。男主角是一名律师，为了民众和正义挺身而出，我自问难以做到。我们律师的作用很大，但目前未能产生应有的社会影响，亟需具有人格魅力的代表性人物，以其正直的品格让公众信服。

上海律协是我们的娘家，是贴心的自己人。当年市律协在衡山路办公时，我经常去参加会议，领导们都很亲切，谢谢上海律协！

采访人：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回顾了叶律师从老师到律师、从川沙到浦东，从县一所到县二所、从国办所到合作所/合伙所、从郊县事务所到设立北京分所开拓涉外业务的发展历程，其人生跌宕起伏，感悟发人深省，创业艰苦卓绝，闻之令人深受感染。叶律师自1981年开始连续执业至今，其执业时间之长属业内罕见。这位当年最年轻的律师以亲身经历与办案体会寄语现在的青年律师：不忘初心，坚守信念。

叶律师干一行就干好一行：当语文老师时，他凭借语言功底与法律素养，在早年川沙县尚无律师时被法院推荐担任辩护人；当律师时，他勇于开拓，推动事务所体制革新，业务水平相当过硬。上世纪90年代，《解放日报》曾刊发人物专访《铁肩担道义》，报道他的事迹。

我们相信，今天精彩的访谈内容一定能引发后辈律师深思，激励大家砥砺前行、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