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会责任看得很重、很重

    日期：2007-08-28     作者：赵薇 法治报记者葛子长    阅读：3,522次

   近年来，黄浦区司法局在律师中强化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结合，以提升社会公信度为目的，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执业纪律、职业道德教育活动，组织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
康昕律师事务所是黄浦区一家擅长医疗纠纷代理的律师事务所，该所积极响应市律师协会和区司法局“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高效、诚挚的公益法律服务”的号召，积极为百姓维护权益。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个群体，感受一下他们为民服务的风采。

薛安军：坐堂电台《东方大律师》节目

    “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责任，多一份付出”是薛安军一贯的执业宗旨，无论是当大夫还是做律师，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丰富着这句话的内涵。
医学硕士、曾任第二军医大学讲师、北京军区某医院医生的薛安军1999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后，步入了律师界。一年来，这位既懂法又懂医的律师5次被东方广播电台请进《东方大律师》栏目，现场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为配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信息台》举办的涉及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法规条例的宣讲，他4次作为特邀嘉宾走进直播室，现场接听来电。
节目播出后，大量的来信转到了薛律师手里，半年就收到50余封。答复这些涉及医疗纠纷的法律咨询，须对医患双方负责，有时来信只是寥寥数语，薄薄一纸，薛律师便根据信中的电话，主动去电询问详情；有时寄来的是数百页纸张的一大摞复印件，包括历时十几年的病史纪录、五花八门的化验报告、几经辗转的上访信件，光是看材料就得花费不少时间，更何况还要查阅相关的医学文献、司法解释，还得斟酌一番回信的措词用语。
为了给听众更直接的法律帮助，直播时电台公开了薛律师的手机号码。便捷的联系方式，方便了群众，“苦恼”了自己，自从薛律师公布了电话号码以后，来电之多尚且不说，有时通话时间之长，令人咤舌。一次，薛律师刚做完直播，还未走出广播大楼，就接了三个电话。第三个来电者是位想为自己立遗嘱的七旬老太，也许老太年事已高一时半会弄不明白，拿着话筒不肯放。薛律师耐心回答、反复解释，从广电大厦门口的虹桥路一直接听到中山公园地铁出口。
“答疑解惑，确保一方平安。”薛律师对自己开展公益服务是这样理解的。家住杨浦区的一位老伯，60年代曾进行胆囊手术，后又患上了消化不良症，老伯认定是医疗事故，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上访。东方广播电台转来了上访材料，薛律师从法律、医学两个角度向家属做了详尽的说明，告知无论从诉讼时效、举证责任、医疗行为、病因、鉴定等方面都证明老伯要状告医院是不会胜诉的，无休止的上访是毫无意义的。家属认为律师的阐述客观公正、合法入理。遂采纳了他的观点，从此不再上访。
平息了一场历时十余年无谓的上访，是律师的“份内”还是“份外”？薛律师的回答是：维护稳定，是律师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东方大律师》栏目在电台工作人员和律师的共同努力下赢得了大批忠实听众。一位在湖北省服役的军人，亲属因故成了植物人，听了节目后，欣喜地告诉家属，快去信东方台。于是又一件颇具难度的医疗纠纷摆在了薛律师的面前……

    黄惠民、张滨：他们接受艾滋病患者的委托

申某偕妻陈某从湖北农村来苏州开了一家发廊，小日子刚有起色，不料祸从天降：陈因妊娠贫血曾5次输血和注射人血白蛋白，两年后被“艾滋病检测确认中心”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个月后，丈夫及两岁的女儿也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绝望中，申某以曾就医的两家医院为被告，以输血和注射感染艾滋病为由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诉讼前，申某走访了苏、沪近十家律师事务所要求律师代为诉讼，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愿意接受委托。无助的他慕名来到了上海康昕律师事务所，黄惠民、张滨两位兼职律师接待后深表同情，主任黄宜辰当即向黄浦区司法局请示，区司法局立即作了特批，并指示：为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义不容辞。
这起历时一年的医疗纠纷诉讼案，经历了无数风险。一次，律师在当事人住处调查取证时，被蚊子叮咬了几口。一位是医学博士，一位是医科大学副教授，两律师比他人更清楚这非同小可的“几口”：一次叮咬，就意味一次“血液传播”，怎不令人谈“艾”色变。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两位律师袒言：那时曾担惊受怕了整整半年，反复查阅医学资料，多次去艾滋病检测确认中心化验，直至半年后未出现可疑症状，方稍稍松了一口气。“当时随便找个借口，我们就可以终止代理，但是既然接受了委托，就要对当事人负责到底，这是律师的职业道德”。
在两位律师的努力下，此案采用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医疗事故赔偿案件过错推定”原则在当时尚无法律规定，苏州基层法院经审委会讨论、请示后才艰难地断下了“第一例”，除判令被告一次性赔偿50万元外，每年支付医疗费、生活费18万元直至原告痊愈。此案开创了国内此类赔偿案件的先河，使被害人在生命延续之年有了相对稳定的医疗和生活保障，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勇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列为审判实践中的经典判例。
两律师的敬业，换来的不仅是原告的胜诉，律师提出的“控制艾滋病的血液传播，保证采供血的安全”、“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医疗事故赔偿案件过错推定”的建议，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及法规的修改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作为一项重大的法律制度的突破，被修订列入法律条文。

    黄宜辰：身先士卒的领头羊

步入康昕律师事务所，环顾四周，除了看到一则《事务所简介》外，没悬挂一面锦旗，没张贴一条“豪言壮语”——如同主任黄宜辰律师不事张扬的性格，一切是如此的朴实无华。建所六年，“高效、优质、诚信”的服务理念已凸显在每位律师及行政人员的工作中，由此赢得的委托人的赞誉。
上海电视台《庭审记实》栏目曾报道了黄主任代理的一件劳动争议案。原告刘某患有精神分裂症，要求单位与其恢复劳动关系，黄律师为原告诉讼代理人。案件本身并不复杂，难的是，当事人是位精神病患者，其兄作为法定代理人（委托人）是位中风十年的病人，社交障碍、信息闭塞、思维迟钝——导致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沟通的困难。
和别人用一句话能道明的事，起码得用十句才能解释清楚；一小时就来了三次相同内容的电话，只因搁下电话就忘了刚才的通话内容；请委托人提供相关证据，送来的是“搭界的”和“勿搭界的”混杂的一大堆材料。
本案的关键是原告的申请行为是否有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在明知原告无行为能力的前提下，批准了原告的辞职申请。需要证明的是，当时的原告是否能认知自己行为的后果。庭审中被告辩称并举证了原告进厂十几年，结婚、生子，工作表现良好且立过功，未显示任何精神病症状，两年前是原告自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后，被告方予准许。而原告一方，因当事人和委托人均存在思维障碍，本应该保存的证据却大部分丢失，使原本有理的诉请，因举证困难，变得有理无据，难以令法院采信。黄律师并不气馁，从蛛丝马迹中寻找证据来源，终于在一大堆“杂物”中翻出了一张32年前某精神病防治站的医疗费收据，黄律师随即赶往医院取证。并同时将从委托人居住地、单位等处收集到的当事人行为异常的各种细小表现，用医学专业术语提炼成病情的描述纪录。律师的积极取证，终于使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律师提供的翔实书证，结合原告的检查情况，出具了“被鉴定人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鉴定结论。
案件胜诉了，黄律师却不愿多谈。他说：应为而为，律师的职责；应为而不为，律师的失职。一件普通小案，不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