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系争房屋为公房，承租人为老李。早年由老李携配偶（已故）及子女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在系争房屋居住。李某1与张某系夫妻，李某5系两人之女，李某6系李某5之子。李某2与王某系夫妻，李某7系两人之子。邓某1、邓某2系李某3的子女；李某4与蔡某系夫妻，蔡某1、蔡某2系两人子女。

2019年，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补偿款总计约710万余元。征收时在册户籍人员共15人，其中老李、李某1、李某2、李某3于1979年迁入，张某、李某5于1988年迁入，李某6于2015年在系争房屋报出生，邓某1（1986年）、邓某2（1988年）均在系争房屋报出生，王某、李某7于1994年迁入，李某4、蔡某、蔡某1及蔡某2于2006年迁入。

李某3、李某4均在结婚后搬离，但李某3户籍未迁移。李某1、李某2在系争房屋结婚生育，配偶子女户籍均迁入系争房屋。1993年，李某3携邓某1、邓某2搬回系争房屋居住直至动迁。1996年，李某2获得增配杨浦区房屋，遂举家搬离。2010年左右，李某1家庭购买浦东新区房屋，但仍在系争房屋居住直至动迁。老李在系争房屋持续居住直至动迁。

1996年李某2增配杨浦区房屋时，新增配人员记载为李某2，面积15.7㎡。1999年，李某4、蔡某1因他处房屋拆迁获得安置。2002年，蔡某、蔡某1在他处房屋拆迁中被作为安置对象。另查明，王某父亲名下私房黄浦区房屋于1994年动迁，安置协议共两份，协议一安置王某大哥一家三口，安置面积19.9㎡；协议二安置王某二哥一人，安置面积8.4㎡。

2019年，老李、李某3、邓某1、邓某2与李某1、张某、李某5、李某6签订《房屋征收总款分配协议》，协议约定：李某1一家4口应得276万元，剩余434万元全部归老李及李某3一家3口所有。

由于各方对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故涉诉。

 

争议焦点

配偶李某2增配公房的情况下，王某同住人认定是否受影响？

 

一审阶段

原告观点

原告李某1、张某、李某5、李某6认为其应分得357万余元，原告李某2、王某、李某7认为其应分得150万元。

 

被告观点

被告老李、李某3、邓某1、邓某2认为，房屋实际居住人仅有其4人，其他当事人户籍虽然在册，但没有居住在系争房屋内，且享受过福利分房或动迁安置，不属于同住人。被告李某4、蔡某、蔡某1、蔡某2未答辩。

 

一审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1一家在系争房屋内有户籍，并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且在本市无其他房屋，属于系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有权分得征收补偿利益。李某2一家虽在系争房屋内有户籍，但在分配杨浦区房屋后，即全家搬离了系争房屋，之后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且根据李某2一家自述其曾获配15.7㎡房屋，已基本达到了当时的解困标准，故不宜认定李某2一家为同住人。考虑到李某2与当时解困标准尚有0.3㎡差距，结合托底保障标准，酌情分配20万元。李某4、蔡某、蔡某1、蔡某2在户籍迁入后从未在系争房屋居住，且享受过福利分房，不属于同住人。老李作为承租人，李某3、邓某1、邓某2在系争房屋内有户籍，并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且在本市无其他房屋，故老李、李某3、邓某1、邓某2均有权分得征收补偿利益。审理中，老李、李某3、邓某1、邓某2与李某1一家4口均同意按照《房屋征收总款分配协议》的约定，由李某1一家分得276万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于法不悖，予以支持。

 

二审阶段

上诉人观点

上诉人王某认为，其户籍自1994年迁入系争房屋后未迁出，征收时仍在册；其婚后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多年，符合“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的要件；未在他处享受过福利性住房：黄浦区房屋拆迁时未被安置，杨浦区房屋仅以李某2名义增配，与王某无关，其本人无其他福利分房记录，符合同住人条件，有权获得征收补偿款。

 

被上诉人观点

老李等被上诉人认为，李某2获配的杨浦区房屋属于家庭福利分房，目的是解决李某2一家三口（含王某、李某7）的居住困难，王某作为家庭成员实际受益，应视为“他处有房”；王某自1996年搬离系争房屋后，直至征收未再实际居住，属于“空挂户口”，丧失居住依赖，不符合同住人条件；系争房屋来源与王某无关，其对房屋无贡献，不应分得征收利益。

 

二审法院观点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裁定发回重审。

 

重审阶段

一审法院观点

重审一审法院认为，老李、李某3、邓某1、邓某2与李某1、张某、李某5在系争房屋内有户籍且实际居住，应认定为同住人。李某6在征收时为未成年，不属于安置对象，可由其监护人李某5适当多分。李某4、蔡某、蔡某1、蔡某2自户籍迁入后未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且享受过福利分房，属于空挂户口，不属于同住人。李某2已享受过福利分房，不属于同住人，李某7在未成年时即搬离系争房屋，成年后未实际居住，属于空挂户口，不属于同住人。王某婚后曾于系争房屋实际居住，其未记载于杨浦区房屋的受配对象，也未记载于黄浦区房屋动迁的安置对象，无证据证明其享受过福利分房，属于同住人。故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应由老李、李某3、邓某1、邓某2、李某1、张某、李某5、王某共8人取得并分割，而《房屋征收总款分配协议》未取得全部权利人签字认可，不发生法律效力。基于综合考量，酌情判决老李和李某3家庭分得421万元，李某1家庭分得242万元，王某分得征收款52万元。

 

二审法院观点

重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6虽符合系争房屋同住人条件，但由于其在征收时未成年，故一审法院认定可由监护人适当多分并无不当。李某7虽也户籍在册，但李某7已于1996年尚未成年时搬离系争房屋，成年后直至系争房屋征收前均未再居住系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李某7非同住人并无不妥。一审法院就李某3、邓某1、邓某2、王某为系争房屋同住人及征收利益分割理由已作阐述，二审法院予以认可。故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评议

一、配偶福利分房的连带性认定边界

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他处有房”通常指本人获得的福利分房。本案中，李某2的杨浦区房屋虽为家庭居住使用，但住房调配单明确记载受配人为李某2个人，法院据此认定王某未直接享受福利分房，这一判定严格遵循了“福利分房主体特定性”原则。实践中，若福利分房明确包含配偶或家庭成员，或分房面积、原因直接指向解决家庭居住困难（如人均面积达标），则可能被认定为“共同享受”，但本案中15.7㎡的面积未达到通常家庭解困标准，故法院未扩展认定至王某。

二、长期未居住的合理性考量

王某自1996年搬离系争房屋至征收已逾20年，但法院仍认可其同住人资格，关键在于户籍始终在册，且无证据证明其丧失对系争房屋的居住依赖（如他处有独立住房）。这表明，“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主要考察历史居住事实，长期未居住并非必然丧失资格，需结合搬离原因、户籍状态及他处住房情况综合判断。

三、分配中的“关联度”权重

王某虽被认定为同住人，但分得的52万元在总补偿款中占比约7.3%，显著低于实际居住的老李、李某3等家庭。这一结果体现了法院的裁判倾向：同住人资格是分配前提，但最终份额需结合房屋来源（如承租人原始取得）、居住持续性（长期居住者优先）、家庭关联紧密程度等因素动态调整，避免“仅以资格论份额”的机械裁判。

综上，王某案为“配偶有福利分房但本人无直接福利”的情形提供了参考：只要本人符合户籍在册、历史居住、无他处福利房三要件，即可认定为同住人，但分配时需考量与房屋的实质关联及家庭居住现状，实现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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