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施军70年代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未经法院特别程序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90年代获配黄浦区公房一套，为该房屋的承租人。2003年，施军与外甥何某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一份并经公证，表示其过世后将名下所有财产赠与何某。

2004年，施军的妹妹施芳、施芳的儿子何某一家多人将户籍迁入该公房内。2011年，该房屋的承租人由施军变更为何某。2020年9月，该房屋纳入征收范围，何某以承租人身份与征收部门签署了《征收补偿协议》，以全货币进行安置，在册户籍分别为施军、施芳夫妻、何某及其子女共5人。

施芳、何某方认为，全部征收利益均应归己方所有，并要求征收单位放款。因施军的残疾证上联络人是施芳，故动迁组预备直接放款。施强和其他兄弟姐妹得知此事后，委托律师诉至法院。

本案若直接起诉共有分割，对施军的利益保护不利，故笔者受理此案后，决定分为四个案件进行：

一、施强启动特别程序，要求指定施强为施军的监护人；

二、施强以施军监护人的身份，启动遗赠抚养协议纠纷之诉，要求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无效；

三、施强以施军监护人的身份，启动共有纠纷之诉，分割该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

四、施强以施军监护人的身份，启动其他所有权纠纷之诉，以共有纠纷案件的结果为前提，主张何某存在侵权行为，要求其返还所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

 

争议焦点

1.  施强是否有权成为施军的监护人？

2.  经公证的《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

3.  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如何分割？

4.  施强是否有权要求何某返还其已获得的公房征收补偿利益？

 

原告观点

一、 特别程序

施强认为：施芳擅自变更该房屋承租人为其儿子何某，存在侵害施军财产的恶意，不宜担任施军的指定监护人，为保护施军的权益，应指定施强担任施军的监护人。

二、遗赠抚养协议

    施强认为：该《遗赠抚养协议》形成于施军患病住院期间，当时施军虽然未经司法鉴定，但已确诊精神分裂，至少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故该协议应为无效，且何某从未履行该协议，一直由施芳照顾施军。

三、共有纠纷

施强（施军）认为：施芳及其家庭成员享受过福利分房，不符合同住人条件，何甲违法变更承租人，侵犯了原承租人施军的利益，不应享有征收利益，征收利益应全部归施军所有。

四、其他所有权纠纷

施强（施军）认为：何某与施芳明知施军患有精神分裂症，还将该房屋的承租人变更至何某名下，明显侵犯了施军的利益。况且，施芳与何某在前案中明确表示，系为了保护施军的利益才进行承租人变更，故何某作为该房屋承租人所得的征收利益应归施军所有。

 

被告观点

一、特别程序

施芳认为：其照顾施军长达40年，理应担任施军的监护人，其在2011年将该房屋变更为儿子何某，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施军的房屋，由其作为代表与动迁组谈判，变更承租人的动机系为了保护而非侵占。

二、遗赠抚养协议

何某认为：其与施军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由公证部门予以公证，施军精神正常、思路清晰、意思表示真实，故《遗赠抚养协议》有效。自己因工作繁忙，才委托施芳代为照顾施军。

三、共有纠纷

施芳、何某等认为：何某是承租人，理应享有征收利益，施军长期住院，未在系争房屋居住过，不符合同住人条件，其余人员均符合同住人条件，征收利益应全部归被告方所有。

四、其他所有权纠纷

施芳、何某等认为：共有纠纷已经处理了该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问题，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不应受理，理应予以驳回。

 

法院判决

一、 特别程序

黄浦法院认为：施芳在施军患病期间，将其名下的唯一住房变更至自己儿子名下，存在侵害施军财产的事实，故指定施强为施军的监护人。

二、遗赠抚养协议

浦东法院认为：施军虽长期患有精神疾病，但在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无法判断其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存在障碍。

签订协议后，何某未尽抚养义务而由母亲施芳代为照顾，且施芳在此期间将施军名下的公房变更至自己儿子名下，引起其他兄弟姐妹猜忌，从而产生矛盾。现法院已经指定施强为施军的监护人，并引发一系列诉讼，双方信任基础已经丧失。何某虽然不同意解除协议，但客观上已无法对施军的生养死葬尽到义务，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判决解除该《遗赠抚养协议》。

三、共有纠纷

黄浦法院认为：该房屋承租人为何某，可以分得征收补偿利益，施军因患有精神疾病长期住院属于特殊情况，不宜排除同住人身份，施芳及其他家庭成员他处有房，无权获得征收利益，故判决该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施军获得50%、何某获得50%。

至于施芳、何某在照顾期间侵犯了施军的财产，与本案共有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可另寻救济途径。

四、其他所有权纠纷

浦东法院认为：何某作为该房屋的承租人享受了该房屋的征收利益，但该房屋的原承租人系施军，且施军长年患病在医院治疗，何某与施芳明知施军自70年代就患有精神分裂症，还将该房屋的承租人变更至何某名下，此行为明显侵害了施军的利益。况且，施芳与何某在前案中明确表示，系为了保护施军的利益才进行承租人变更，故判决何某作为该房屋承租人所得的征收利益归施军所有。

 

律师评议

此案属于较为复杂的家事纠纷，其中包括监护、遗赠抚养、征收利益分割、侵权等多重法律关系，相互交织、风险极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指定监护人的特别程序中，由于施芳长期照顾施军，要求指定施强为监护人存在很大风险。施军与何某经公证的《遗赠抚养协议》，若不能被确认无效或解除，即便施强为施军争取到应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基于遗赠抚养协议的约定，该部分征收补偿利益在施军过世后，依然归何某所有。何某作为该房屋的现承租人，在共有纠纷案件中必然可以取得一定份额的征收补偿利益，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施军的利益成为最大难点。虽然高院及中院的相关指导意见规定：公房的征收补偿利益归承租人与同住人共有。但本案中，如需最大限度保障原承租人，尤其是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不能拘泥于司法惯例，而要勇于尝试、敢于突破，还需谨慎处理、全盘规划诉讼方案，逐步实现诉讼目的。

在案件结束后没多久，施军与世长辞，各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施芳、何某也获得了部分征收补偿利益。不动产征收所引发的纠纷，大部分系家事纠纷，本系列案件最终的结果值得回味和深思。律师的执业能力和专业水平在双方均认可的前提下，往往可以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重回家和万事兴的和谐景象。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