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律师:先行者的孤独和力量

    日期：2006-06-29     作者：胥晓莺    阅读：40,128次

维权律师和商业律师的区别在于，他们在自己的诉讼代理中，实践着维护公民权利、促进司法的公正与完善、推动社会的进步等形而上的东西

5月23日下午，深圳，雨。章惠（化名）与深圳富华美容医院医疗美容侵权案二审在深圳市中级法院第24法庭开庭审理。

章惠因使用“奥美定”隆太阳穴至面部变形、失去表情甚至张口受限，此次是她一审败诉后的再度上诉。10多名与章惠一样曾使用过“奥美定”整形的女性，从深圳、东莞、香港等地赶来旁听。

章惠的两位代理律师中有一位身高1米90、声如闷雷的北方大汉。他的辩词让因双颊僵硬而无法做出任何表情的章惠在场上数次落泪，坐在旁听席前排的几名女性也不住地用纸巾拭泪。“章惠要受到多大的伤害才叫造成伤害？……章惠还能吃花生米，所以她并没有受到伤害，难道要等到她只能吃流食，或者她已经不能吃饭了，才叫受到伤害了？”在他宣读代理词的过程中，旁听席上三次响起掌声。

事后参加庭审的当事人评论：“受害者听了浦律师的辩词，潸然泪下；害人者听了浦律师的辩词，咬牙切齿；外行人听了，啊！这就叫律师；内行人听了，喔！这才叫大律师。” 这位浦律师，是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浦志强。

和咄咄逼人的浦志强相比，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温和许多。根据记者目测，宋一欣律师的办公室大概只有四平方米。和宋一欣隔着办公桌对面而坐，很容易踩到他的脚。

宋是号称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律师团的发起人。4月9日，“科龙德勤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全国律师维权团”自发成立，参加的30名律师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2个律师事务所。律师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行动宣言》，表示愿为在科龙案中权益受损的投资者提供法律服务。

此次律师团行动被媒体称为科龙案中小股东的第二波维权高潮。2005年7月12日，律师严义明以一场“独立董事独立运动”拉开了科龙中小股东维权的序幕，他在互联网上贴出一封《致科龙电器全体股东书》，以持科龙1000股小股东的身份发起投票权征集行动，要求罢免科龙电器现任董事顾雏军等6位董事职务，并自荐独董。此次行动后来被称为“严顾之争”。

浦志强、宋一欣、严义明，是全国十数万执业律师中普普通通的三位，如今他们都被冠以同一个称呼－－维权律师。这份维权律师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比较著名的还包括代理多起拆迁案件、写出《204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希望创立《公益诉讼法》的房地产律师秦兵，为孙志刚案上书全国人大，成功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北大法学博士许志永等。

从代理到原告

章惠谈起找浦志强的经过，忍不住又泣不成声：“太难了，这么多年投诉无门，我没有想到会有人站出来帮助我们。”

三四年间，她与深圳富华医院及奥美定的生产厂家吉林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一连打了三场官司，先后找了三位律师代理，但无一胜诉。“对方力量那么强大，他们有所有合法的手续，我们扳不倒他们。”章说。可她坚持要讨个公道，败诉后两次上诉。

2005年9月，章惠通过北京另一位“奥美定”的受害者刘畅找到了浦志强。她回忆说：“我把起诉状、答辩状等材料传真了过去，当天浦律师打电话过来说，‘你的案子我会免费代理’，我当时就哭了。”

在章惠身后，全国约有30万爱美者在体内植入了“奥美定”，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注射隆胸。而自1999年“奥美定”获批进入市场后，相关诉讼就没有停止过。有的患者隆胸后出现疼痛、硬块、无法哺乳，而当她们难以忍受痛苦希望取出时，却发现“奥美定”已与胸肌、乳腺组织生长在一起，有的患者不得不进行切乳手术。今年4月13日，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有53位“奥美定”使用者因注射隆胸受损，其中6位痛失乳房。三个月内，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的相关不良反应报告就有183例，其中隆胸161例。但由于富华方面持有两张王牌－－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和产品检验报告，今年6月前，和章惠的命运一样，消费者无一胜诉。

章惠之所以找到浦志强，是因为浦之前代理过余秋雨诉肖夏林、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等多起名誉侵权案件，已名声在外。

章惠诉深圳富华医院一审败诉后，吉林富华反诉章惠名誉侵权，章反成被告。当刘畅慕名找到浦志强代理章的名誉侵权案时，浦志强在了解了案情与相关背景后表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誉侵权案”。

当天，浦志强给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编导打了个电话，约刘畅见面，媒体开始介入到对“奥美定”的质疑和调查之中。随后，浦志强还联络到1998年就开始揭露富华公司的卓小勤，一起推动国家药监局撤销“奥美定”产品证书的工作。2005年10月24日，节目《注射隆胸》在《新闻调查》播出，“奥美定”的黑幕徐徐拉开。随后，大陆和香港的媒体不断跟进，在社会压力和香港消委会的推动下，今年4月18日，国家药监局举行了关于“奥美定”产品行政处理决定的听证会。4月30日，药监局撤销了“奥美定”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奥美定”受害者近8年的抗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而宋一欣发起科龙维权律师团的经过就简单多了，“几个电话就定了”。4月7日，中国证监会对德勤的听证会结束后，北京的一位律师朋友给宋一欣打电话说：“我们一起做科龙吧。”

“我觉得两个人做影响太小，想再找10来个人一起做，结果给一帮做过民事赔偿诉讼的律师朋友打了圈电话，大多数人都很乐意，就变成了30个人了。”宋一欣说。后来经过媒体报道，宋一欣又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律师团现在已经集结了15个省市的52位律师。

在科龙案之前，宋一欣就代理了大量证券维权案子。“2003年1月，最高法院出台了证券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三四年里，全国法院受理的这类案子涉及上市公司大概20来家，起诉人大概有1万人，而我代理的投资者就有近2000人，告过的上市公司有12家。”宋介绍说。

在之前的证券维权案中，宋一欣认识了很多和他一样给受损投资者作代理的律师。“律师团虽然是第一次，但律师间的相互交流早就有了，”宋一欣说，“银广夏、东方科技的案子中，我们开过三次会，其中有两次是我组织的。”

此次组建律师团，宋一欣指出，也是为了搭建一个律师间相互交流、讨论案情的平台，同时给分散在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投资者一个找到律师的便捷渠道。

“现在还没有什么实质进展，我们估计这个月证监会的处罚决定该出来了，之后我们会接受投资者的委托，向科龙和德勤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宋一欣表示。

严义明的律所和宋一欣一样，地处上海繁华的徐家汇地段。作为发起独立董事运动为科龙中小股东维权的第一人，严义明对宋一欣等人的律师团表示支持，却自己并没有参加。严也在等待证监会的处罚决定。“等决定下来，我还会提起诉讼，被告中一定会包括几个独立董事。”严义明透露。

严义明没有参与律师团，是因为他要做的工作和其他律师不太一样。他不是给别的委托人做代理，而是自己以小股东的身份提起诉讼。“自己主动去告是因为这样受制约的因素更小，”严义明表示，“股民一般关心的是赔偿，不愿意就追究独立董事责任的角度委托你。我的目标不是维护某个投资者的权利，而是要通过做一个个案子，推进证券市场建立更公正的交易秩序，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准。”严义明认为，在这一点上，他比别的维权律师走得更远。

寂寞维权路

国家药监局叫停“奥美定”后，6月，广州传来首例消费者胜诉案件，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消费者获赔1.9万元。章惠们终于看到了些许曙光。“没有浦律师，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身为知识女性，章惠只能用最朴素的话表达她内心的感激之情。

浦志强却向记者坦陈，其实他接手章惠的案子时也相当犹豫，他也曾拒绝了很多其他受害者的代理请求。在给深圳药监局的律师函中，浦志强坦白了这种心迹：“在接受章惠委托前，出于对工作量庞杂的怵头、对律师费收入微薄的不屑、对可能招致的报复的恐惧、对受害人难以齐心的忧虑、对在行政和司法机关有理寸步难行的习以为常，本律师曾多次拒绝她们渴望伸张正义的祈求，对此我深感羞愧。”

对于浦志强提到的这些困难，他并不愿意详细说。但他承认，做了多年维权的案子，失去了很多挣钱的机会。“我现在七成的精力都用在一些公益性案件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手经济案件。”除了没有精力做更挣钱的案子，做公益类的案子甚至会亏本。像在奥美定的案子中，浦志强非但没有收取章惠代理费，还给予章惠及其他受害者经济上的援助。

宋一欣代理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同样是个无利可图的活。“这类案子有个惯例，都是结案后根据赔付比例收取律师费，如果事前收就没人找你做了。”宋一欣介绍，“可是事前要做调查研究，有相当投入，而这类案子判得非常慢，大多在两年以上，像圣方科技的案子，从2002年上诉到现在还没有全部赔偿。”

但作为一家律所的合伙人，挣钱不只是养家糊口，更是对律所和员工的责任。“好在其他合伙人比较谅解。”浦志强并不愿意把困难挂在嘴边，但他现在也在思考，如何探索一个更好的商业模式，让更多的律师参与到维权的行列中来。

“我们有法律援助制度，要求每个律所和律师每年做一定数量的公益案件，但国家给的补助太少，律师和律所都把它当指标去敷衍，没有机制保障他们认真办案。”浦志强介绍说，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有很多民间社团、基金会为此游说募款，给打公益官司的民权律师提供经费。

维护弱者利益的案子之所以难做，是因为这类案子往往侵犯少数大利益集团的利益。谩骂、威胁、收买、离间，严义明说他都碰上过。“曾经有两个彪形大汉跟踪我，事后才知道是两个十项全能的选手。”严说，金钱利诱、请他做公司法律顾问的就更多了。最近严义明正在进行的一个案子中，他还隐约觉察到自己请来的一名会计人员有点不对劲??这样的事情他也并不是第一次碰到了。

为坚持自己的事业，严义明还不得不离开和其他合伙人一同创立的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因为他的工作已经与锦天城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产生了冲突。

离开锦天城对严义明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他足足考虑了两年。“我和其他合伙人这么多年感情一直不错，和事业伙伴的分离，这种痛苦不亚于离婚。”严表示，“而且我走的时候一分钱没有带走，我也会失落。同时我还要担心，我原来的客户和潜在的客户，在我离开锦天城这棵大树后，还能不能继续合作？我另立门户能不能做得下去？”

2005年4月，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开业。严向《商务周刊》表示，他现在做维权和商业性案件的比例是1：2，而原来可能是一半对一半。他解释说：“现在律所刚起步，开销大，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想把基础夯实了，过两年再把精力转过来。”

浦志强自称从来没有人威胁收买过他。“可能是我本身比较强势吧。”浦笑道，但他也还是透露了孤独的心迹，“做好事非常难，比做坏事难多了”。

即使身处不同的领域，宋一欣对此也颇有感触，“这次律师团能够一呼百应，是因为这两年做证券维权都太孤独了。”

宋一欣和浦志强维权的领域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是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已显落后的新问题。而作为推动法律体系完善的先行者，注定是孤独的。

宋一欣介绍，2002年之前，司法并不受理证券民事赔偿诉讼，2002年和2003年先后出台了一个通知和司法解释，此类案件才终于可以通过司法立案。此后出现了一个诉讼的高峰。但好景不长，2004年之后，诉讼的热潮很快沉寂下去，新立案非常少。“除了几个手里案子还没结的律师，大家都不做了。”宋说。

关于其中的原因，宋一欣认为，“要是法院对这类诉讼久拖不立、久立不审、久审不判、久判不执行，投资者的信心出现了问题。”在他自己代理的案件中，圣方科技、大庆联谊等案子拖了四五年还没有结。

“科龙案子出来后，因为案子影响大，牵涉股民多，我们几个律师都很激动，以为终于又能做点事情了。”4月10日，宋一欣拟定了律师团的《行动宣言》，投给10多家媒体，并把它挂在自己的博客里。为应答广大股民的疑问，宋一欣还专门安排了律所两三个人接电话。

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电话寥寥无几，应该最热闹的第一周才接了几十个询问电话。“这次科龙维权的规模没原来想象的大。”宋有点失望，他不认为是因为媒体宣传不到位，“还是投资者信心不足，很多人还在观望。”

平衡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促使民权律师们像堂吉坷德一样在寂寞中独行？浦志强解释说，他是真的被法律体现出来的平衡公正之美所吸引。

浦志强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尝试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来打官司的律师。早在《中国农民调查》案中，他就以参照美国沙利文诉《纽约时报》的案例，来维护公民对政府官员批评的权利。而在余秋雨诉肖夏林以及此后的系列名誉侵权案中，浦志强引入了名人是“公共人物”，起诉侵权须行为构成实际恶意等原则。

1964年的美国沙利文案中，布坎南大法官里程碑式的判决书振聋发聩：正如麦迪逊所言，“检查言论的权利是人民对政府的权利，而不是政府对人民的权力”，“在自由辩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所以，“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如果仅是事实错误，并不得抑制言论自由”。

“我深深地为这些理念所吸引，所打动，所以我才会在实践中引入这些概念和原则。”浦志强说。他希望这些理念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并最终为法庭接受，变成保护舆论批评“自由空间”的守护神。在浦志强《中国农民调查》案的法庭陈词中，他的痴迷令听者感慨：“本案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式‘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一个案例，它甚至满足了成为一起世纪审判所需要的所有条件……”

严义明则至今还记得他律师生涯代理的第一起案子，是为一位农民工做无罪辩护。做了10多年成功的商业律师，业务收入在上海滩同行里至少能排进前20名，扭过头来，严义明又站到了最初的位置，为弱者的利益而辩。作为社会精英，把弱者的权利看得如此重，严义明有着特殊的情节。他小时候因为成分不好经常受欺负，关于这段历史他并不愿多说，但无疑对他影响巨大。

他说：“我深切的感受到，要给弱者讲道理的机会和场合。”

维权律师也正在成为改变利益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不对称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他们还希望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平衡的社会生态。律师团在媒体出现后，宋一欣遭受了许多质疑，最多的批评就是“炒作”。“我不反对炒作，我把它作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维权。”宋一欣向记者表示，“这是一个信息化时代，而股民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怎么才能让股民知道哪个律师愿意代理？必须联合媒体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严义明、浦志强的观点与宋完全一致??媒体是维权需要引进的一种战略合作者。

每次开庭和案情进展，浦志强都会通过邮件发给记者，这份群发名单的Email地址往往比正文长很多。浦志强不认为引入媒体会干涉司法独立性，影响司法公正。他说：“我对资源的调动是对公权力、金钱、人脉这些影响因素的抗衡，司法如果能不受那些因素的影响，也可以不受媒体的影响。”

严义明的战略合作者包括媒体、专家、会计师以及作为“深喉”的上市公司内部高管。除了这些外部力量，浦志强在奥美定的案子中还尝试让受害者自治，加强她们自身的力量。浦说：“这些受害者都是女性，很多涉及隐私问题。她们可能跟我一个大老爷们、跟不是受害者的人不能敞开心扉，却可以相互倾诉和倾听，弱者同样可以帮助他人。”

章惠告诉记者，目前奥美定受害者已经建立了3个QQ群，参加的有全国各地300多人。由香港一位受害者出资，很多受害者参与的网站本月末也要开通了。

浦志强还为受害者群体介绍了做女性研究的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下一步还希望能引进一些社会基金，用社会力量为她们疗伤。“这是个社会问题，我们这个社会要对她们负责。”浦志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