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简称OBBBA）于2025年7月3日由国会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该法案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核心经济政策，旨在通过减税、增加特定领域支出和削减社会福利来刺激经济，但其长期影响充满着争议和不确定性。自2025年7月4日生效以来，该法案已实施了8个多月时间，其利弊得失兼而有之。从积极因素看，法案采取经济刺激与财政扩张的模式，通过延长和升级2017年减税法案的条款，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标准扣除额和儿童税收抵免等，旨在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从而有助于在短期内降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

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国内层面看，这势必会增加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尽管法案出台的目的是为了削减赤字，但其减税和增加国防、边境安全开支的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会进一步扩大。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测算，2025-2029年财政赤字净增加约2万亿美元，未来10年累计净增加约3.25万亿美元；倘若计入利息，未来10年美国债务将增加约4.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削减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法案大幅削减医疗补助、低收入食品福利和清洁能源补贴等社会福利支出，同时提高遗产税免税额，对高收入群体是个利好，但这可能导致低收入家庭受益有限，从长期审视，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美国贫富差距悬殊的不利后果。据CBO预测，到2034年大约有1180万美国人将失去医疗保险。此外，通胀压力与货币政策值得关注‌。考虑到财政扩张叠加关税等输入性影响，这可能会加剧美国再通胀风险，从而推迟美联储的降息节奏。

从中美博弈上看，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科技与供应链安全业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并在特朗普现阶段的对华贸易战中有所体现。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不仅仅是一个国内预算和投资计划，更是一个涵盖气候政策、能源结构、关键矿产、电动汽车产业、印太地缘经济格局以及贸易规则的对华战略博弈工具。它的一些核心条款直接针对中国实体，通过股权限制、合同通知、原产地要求等标准，将中国企业排除在美清洁能源补贴和税收抵免之外，将导致中国光伏、电动汽车及储能企业在美市场竞争力大幅下降。 [1] 当然，法案中涉及对外国资本征税的条款（如“899条款”）有可能引发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影响美元资产吸引力，并对中美经贸投资走向和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必将产生重要的连锁反应。

一、法案的出台背景考察

实际上，美国《大而美法案》是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通过的一项综合性改革法案，旨在重塑美国经济秩序新规则与社会结构。同年7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1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名为《大而美法案》的千页法案。2025年7月3日，美国国会以通过了名为“大漂亮法案”的千页法案。副总统万斯投下关键一票，使这项被称为“金融+税收变革+新能源产业倒退”的法案涉险过关。次日，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该法案，使其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生效，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美经贸投资规则。这项堪称特朗普任内最具标志性的法案，不仅使2017年税改措施永久化，还系统性调整了社会福利、财政、国防、能源、科技、环保、教育、医保、移民等多个领域的联邦政策，重新确立了美国贸易与税收秩序的基本框架。该法案具有明显的补贴特征，尽管其表面以税收制度改革为主，但实质上通过广泛的税收减免措施，以间接方式对本土产业提供了结构性支持。正是由于其“间接补贴”特征，中国企业虽未直接受到针对性限制，却将在未来的对美贸易与投资带来诸多挑战，引发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并面临更加扭曲和不对称的竞争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守护好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 法案的主要内容透视

实际上，美国《大而美法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涉及各领域的方方面面，既有税收改革和减税政策（企业税和个人税以及企业激励机制）的调整，又有税收优惠和社会福利的削减，更有能源政策改变和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限制等。但归结起来，主要囊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改革及其对‌财税的影响

具体来说，大致有三：一是‌减税政策‌，延续并永久化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条款，包括企业所得税率锁定21%、个人所得税减免等。二是‌新增优惠‌措施，包括小费、加班费免税；州和地方税（SALT）扣除上限从1万美元提高至4万美元（主要惠及高收入家庭）；儿童税收抵免临时增加至2500美元/年。三是一减一增对‌财政的影响。预计未来10年减税达4万亿美元，联邦债务会增至3.8万亿美元。这势必会对美国联邦‌财政带来诸多影响和挑战‌。

（二）社会福利削减

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福利削减方面，第一，‌医疗补助（Medicaid）支出会逐步减少‌。据初步统计，未来10年削减近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医疗补助新增“月工作80小时”门槛（65岁以下需月工作满足该条件），预测到2034年约1200万人失去医保；新增“工作要求”，预测到2034年约1200万人将失去医保。第二，享受‌食品援助计划（SNAP）的年龄大幅度提升‌，由原来领取年龄54岁提高至64岁，这就意味着1600万人的食品券领取资格被收紧，预计可节省2300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约230万老年人的实际支出和生活品质。这就引发洛杉矶、纽约等地爆发抗议，底层民众举着“不要用医保换减税”的标语走上街头， [2] 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在‌其他限制‌领域，法案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堕胎和性别护理服务等。

（三）核心目标

法案除了永久化并扩展了2017年的税改政策之外，还系统调整福利、能源、科技、环保、教育、医保、移民等八大领域政策。

（四）本质特征：减税与财政支出并行

预计未来10年预计减少联邦税收收入超4.5万亿美元；支出超过3600亿美元；联邦债务增加3.8万亿美元。法案永久化了2017年的减税政策，然而，受益者高度集中，收入前20%的家庭年均税后收入增长2.3%，而后20%的家庭年均收入反而下降2.3%。大型跨国公司和传统能源巨头成为最大赢家。

（五）核心内容

1.税收政策调整。首先，在企业税方面的举措在于：（1）企业所得税税率永久锁定在21%；（2）遗产税免税额提至1500万美元，78%减税红利流向顶层收入群体；（3）SALT（State and Local Taxes）扣除上限至4万美元。从原来的1万美元提高至4万美元，主要惠及高收入家庭，这预示着年收入超过430万美元的群体平均减税39万美元。选择给富人减税、给穷人断福利的做法，加剧社会撕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底层20%家庭年均损失500-700美元。其次，在个人税方面：一是免小费/加班税；二是美产车贷款利息抵扣；三是针对025年至2029年期间在美出生的儿童，设立“朗普储蓄账户”补贴1,000美元。第三，在企业激励机制方面，包括：（1）设备投资一次性抵扣；（2）中小企业收入扣除比至23%。

2.能源政策改变，使新能源领域遭遇精准限制。概括起来，大致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清洁能源税收优惠收缩，一是税收抵免提前5年终止，从原来的2032年缩减至2027年。这势必导致美国风电、太阳能项目建设成本骤增10%-20%。美国太阳能协会预测，新法案或导致美国光伏新增装机量下降5%。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的政策转向可能削弱《巴黎协定》的执行力度，延缓全球减排进程。使气候行动遭遇重挫；二是7500美元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提前到2025年9月30日终止，中国电动汽车对美出口的窗口期突然缩短。法案规定，如果美国清洁能源项目使用的材料超过60%来自中国，将失去税收抵免资格。天合光能、隆基绿能等中国光伏巨头此前已在美国建厂，如今面临两难抉择：要么出售股权退出美国市场，要么放弃补贴苦苦支撑。 [3]

其次，传统能源扩张：（a）解除海上钻探限制；（b）10年原油日产300万桶。旨在押注传统能源对抗全球能源革命，势必加速产业转型开倒车。尤其是特斯拉等新能源车企损失惨重，户用光伏企业Sunrun股价暴跌近40%。恰恰在传统能源和军工行业成为赢家，煤炭石油补贴恢复，军费增加1570亿美元。这种产业回调使美国在绿色竞赛中落后——中国电能消费占比已达30%，美国仅为22%。

3.在贸易限制方面，设置贸易与外资壁垒：（1）打击小额进口：取消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政策，这意味着价值800美元以下的跨境小包裹曾经享受免税待遇，如今这道“便利门”被彻底关闭。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服装、小家电等商品成本一夜之间上升，直接削弱了价格优势。Temu、Shein等跨境电商平台面临订单萎缩风险，野村证券测算这可能导致中国2025年出口增速下滑1.3个百分点。其结果必然是，美国市场的大门正在对中国企业变窄。（2）清洁能源封锁，导致美国风电、太阳能项目建设成本骤增10%-20%。美国太阳能协会预测，新法案或导致美国光伏新增装机量下降5%。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的政策转向可能削弱《巴黎协定》的执行力度，延缓全球减排进程。同时对中资持股≥25%企业无税收抵免；而中国材料>60%项目到2026年将丧失优惠资格。

此外，人工智能监管10年豁免期：禁止各州未来10年制定或执行AI相关法规，尤其是不允许各州执行AI监管法律。 [4] 但美国在人工智能法监管上主要特征是企业自律，包括技术维度上企业主导的AI伦理准则体系；法律维度上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复杂博弈；权力维度上科技巨头的规则制定权争夺。

三、大而美法案对中企赴美投资和经贸的影响

《大而美法案》作为美国近期重要的政策调整，其核心导向是通过资源倾斜强化本土制造业与关键技术竞争力，但同时也对中国企业带来了多维度的挑战与机遇。以下从贸易投资、技术竞争、供应链重构及市场多元化等角度分析其影响。

（一）新能源首当其冲

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法案新增两类实体的限制措施付诸实施，其税收优惠会逐步丧失，投资和生产成本会提高；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条款→合资路径势必会被封锁。尤其是《大而美法案》对中美供应链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它引入的新的“受关注外国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FEOC）限制。法案将拜登执政时期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IRA)能源税收抵免的大部分限制在“被禁止外国实体”（PFE）名下（《美国国税法典》第7701节），在IRA定义基础上扩展了FEOC，新增两类FEOC类别：特定外国实体（Specified Foreign Entities）和受外国影响实体（Foreign-Influenced Entities），均视为PFE。法案对PFE的限制举措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禁止申领《国税法典》（IRC）当中的：清洁电力生产（45Y）、清洁电力投资（48E）、先进制造生产（45X）、核能发电（45U）、碳捕捉（45Q）和清洁燃料生产（45Z）税收抵免。例如，国轩高科（Gotion）因不具备国防部合同资格而被视为特定外国实体，即使计划在密歇根投资电池工厂，该工厂的组件也不符合45X税收抵免。部分条款（如45Y和48E）可能面临2032年逐步取消的风险，具体取决于未来美国的立法。 [5]

第二，实质性援助、材料采购需低于特定阈值。如果项目制造的产品或组件中，来自PFE的价值超过一定比例（MACR阈值），则该实体无法申请抵免。法案第7701(a)(52)定义了“实质性协助”（Substantial Assistance）的定义，规定了如何判断是否使用了受禁外国实体（如中国）的技术、组件或服务，并通过成本比率来确定是否构成“实质性协助”，从而影响税收抵免的资格。具体阈值根据组件类型和纳税年度逐年（2025年至2027年期间）提高，成本占比由最低40%到最高75%不等。从中不难看出，法案允许2027年使用更多来自受禁外国实体（如中国）的组件（高达70%以下），仍然符合税收抵免的资格。这实际上反映了法规在过渡期内的宽松性：虽然阈值逐年提高（鼓励减少对受禁实体的依赖），但在2027年，60%的中国组件成本占比仍在允许范围之内。因此，不会被视为“实质性协助”，项目仍可享受抵免。美国希望通过提高阈值，逐步推动企业减少对受禁外国实体（如中国）的依赖，鼓励使用国内或其他非受禁来源的组件。实际上，这是一种渐进式的限制，可能是为了给企业调整供应链的时间。法案采取分阶段实施材料援助限制，不同技术的阈值和时间表不尽相同。储能与风能、太阳能分开计算，美国财政部最迟于2027年12月31日更新每种关键矿产阈值。但2025年12月31日后开工的项目，若使用FEOC提供的关键矿物、电池组件、技术授权或生产设备，将无法享受清洁能源税收抵免。

第三，许可协议限制。倘若组件或关键矿产使用来自PFE的技术许可，且许可协议赋予PFE以下权利（如指定组件来源、运营指导、知识产权使用限制、长期收取特许权使用费），则不符合抵免。企业与FEOC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金额超过100万美元，将导致法案生效两年后失去税收抵免资格。若企业因技术许可协议被认定为FEOC，其组件或设施在2027年7月4日起可能失去抵免资格。

第四，禁止对实体的大额付款。法案禁止PFE任何额度的付款。如果纳税人在上一税年向特定外国实体支付款项，并使其能对设施、储能技术或组件生产施加“有效控制”（指合同或许可协议允许外国方对组件生产、发电或储能进行影响），则禁止申领抵免。需要专门指出的是，针对48E（清洁电力投资税收抵免）问题，倘若在设施投产后10年内发生支付，则需返还全部已申领抵免金额。 [6]

以上四种限制或禁止举措主要涉及《IRC》第45Y节（清洁电力生产税收抵免）、第48E节（清洁电力投资税收抵免）和第45X节（先进制造生产税收抵免）事项。

（二）制造业受挫不可避免

一是阶梯关税→价格竞争力下降；二是供应链外移→订单流失。由于该法案延续并强化了《通胀削减法案》对外国关注实体（FEOC）与禁止外国实体（PFE）的排除机制，凡含有中资企业制造的电池片、逆变器、储能模组等关键部件的产品，可能会系统性地被剥夺联邦税收抵免资格，这或许会严重影响下游开发商的采购意愿，导致供应链外移，中企订单流失的不利后果。

（三）高科技合作领域收窄

1.技术出口许可收紧，技术合作之路也被设置路障。法案规定，美国企业若与中国签订超过100万美元的技术许可协议，将失去政府补贴资格。如此一来，福特与中国电池厂商的合作项目首当其冲，中美技术交流的桥梁正在被拆毁。2.技术合作条款设限，进一步压缩了合作空间。如美企与中企技术许可协议金额超100万美元即丧失税收抵免资格。‌3.投资审查日趋严苛，造成中企赴美投资项目市场准入难的不利困境。

但该法案对中企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美贸易额持续呈下降趋势，并相当于1994年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同比减少20%，降至4200亿美元， [7] 相当于1994年的水平，当时中国尚未加入WTO，这与法案于2025年7月4日生效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尽管如此，但202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达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这是连续第9年保持增长。 [8] 整体上看，2025年中国出口增长了5%，其中，对欧盟出口增长了13%，对东盟出口8%。此消彼长弥补了中美贸易的负增长和缺口，使得中国对外出口贸易更加多元化，不再过度依赖对美贸易出口。

第二，在贸易与投资领域，法案通过联邦采购规则和税收抵免条款对中国企业形成直接限制。例如，法案延续了对“被禁止外国实体”（包括中资企业）的排除机制，导致中国光伏组件、电池片等产品在美国清洁能源项目中丧失联邦税收抵免资格，直接影响下游开发商的采购决策。‌同时，针对中国跨境电商的小额豁免政策调整尤为显著：2025年5月起，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的800美元以下包裹已取消免税待遇，而2027年7月1日起，随着《大而美法案》设定过渡期届满，该豁免将全面取消，覆盖所有国家，统一纳入标准清关和征税体系中。这将增加中国出口企业的通关成本与物流复杂性。除取消免税外，法案还要求跨境平台和物流企业加强申报透明度，要求提供更多产品来源、价值、分类与品牌信息，强化“商品真实性”和“贸易链条可追溯性”的监管要求。届时，所有国家的800美元以下包裹或许将一律不再享有 De Minimis（小额豁免）包裹豁免待遇。这意味着该规则可能已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工具性安排，转变为美国重塑其关税边境制度的普遍性措施。在这一新框架下，虽然中国企业并未恢复特例地位，但由于全球主要出口国被一视同仁地适用，从某种程度上看，竞争格局可能被“重新拉回同一起跑线”。

第三，逐步摆脱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是未来发展趋势。例如，在美生产的特斯拉电动汽车正加速推进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进程，从传言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与法案的出台也脱不了干系，其目标是在未来一到两年内，把中国的零部件全部踢出局，彻底摆脱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例如，特斯拉要求北美地区的供应商把所有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换成其他地区生产的，而通用汽车也要求其供应商在2027年之前彻底地清除中国所有的零部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避风险，他们担心特朗普2026年（中期选举后）继续执政还会出台一些激进的要求美国制造回流的一些政策，趁着当下中美贸易战的间隙期，调整其供应链。旨在与中国供应链“脱钩”的消息，不仅传得沸沸扬扬，而且言之凿凿：“未来两年内，所有美国工厂使用的汽车零部件，必须彻底排除中国产品，从电池材料到电子元件等，究其原因，既有贸易政策的变化，又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但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并达到预想的实际效果，仍有变数和不确定性。特斯拉开了个坏头，美工厂禁用中国零件，是卸磨杀驴还是自断其臂。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出口美国的汽车零配件金额约130至200亿美元之间，占中国整个汽车零部件出口的15.6%。一旦他们调整了供应链，势必对中国相关企业造成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这是历经20和30年时间形成的供应链是自然演化出来的。如特斯拉北美工厂现在用的零部件一半来自于中国公司，其中的20%是直接从中国出口过去的，另外30%是中国企业在墨西哥设厂生产后出口至美国。如此庞大的体系想要在一两年之内彻底地剔除中国的元素，这种现实操作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从2024年4月开始，美国对中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就加征了25%的关税，之后美国从中国的汽车零部件的平均关税涨到47.6%，这些关税的成本大部分由美国的公司和消费者来承担的，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的成本一下子涨到了30%-50%，为了缓解压力，这些美国车企只能去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明显下滑。比如，2024年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就暴跌了56.54%，特斯拉在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占有率只有3.2%。加之，美国政府一直以国家安全说事，以及特朗普不断地在调整关税政策，虽然这些车企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但去中国化是它们不得不去走的方向。如此一来，中国的零部件企业也会面临出口受阻，可能在一两年内失去美国市场的风险。因此，中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未雨绸缪，防范于未来，并及时调整好出口的预案和策略。但试图在短期内去中国化也并非易事。

第四，技术竞争与供应链重构的迹象逐渐明显。法案通过补贴本土AI、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加剧了中美技术脱钩趋势。美国削减可再生能源补贴虽短期延缓本土清洁技术发展，但客观上为中国光伏、电池企业提供了技术领先窗口。‌然而，美国试图建立“去中国化”供应链的努力可能引发效率问题，例如其本土缺乏硅片、电池片等上游产能，反而可能依赖中国技术代工，形成间接依赖‌。中国企业则加速向欧洲等地转移产能，如宁德时代在德国、远景动力在法国的工厂投产，以规避直接限制。‌

第五，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利弊得失。法案预计推高美国未来10年赤字3.3万亿美元，可能间接提升全球融资成本，增加中国企业的境外发债难度‌。同时，“对等税收”条款允许美国对实施“歧视性税收”的国家加征关税，若引发贸易摩擦，可能影响家电、电子等对美出口行业。‌市场情绪波动亦不容忽视，相关消息曾导致港股等市场单日显著下跌。

该法案以“美国优先”为逻辑，通过减税和国防投入刺激经济，但削减社会福利和能源政策转向也引发了广泛争议。‌

‌四、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迎接挑战

面对上述影响和挑战，尤其是美国试图与中国保持距离，其规避风险的核心的策略是去中国化，一是在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采购，在汽车行业在努力剔除中国的零部件，二是原本在中国的投资，逐渐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并在许多行业中显现出来。例如，耐克、苹果和因特尔等这些大公司已经在缩减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并把工厂搬到其他国家，即使是原本享有关税豁免的产品，诸如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也在加速外迁，现在美国市场上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大部分已经来自于印度和越南制造而不是中国制造。美国企业这种去中国化的浪潮对中国的实际利用外资以及中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变化，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6931.8亿元，同比下降7.5%。这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确实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我国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内的营商条件，另一方面，美欧也应反思自己加征那些关税和限制技术出口的措施。只有通过中美和中欧之间加强对话和沟通，才能有效地防止进一步误判。同时，美欧也需要摆脱那种过时的大国竞争的思维和零和博弈。只有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任何打压和设限并出台对中国半导体加征和滥施新关税、无理打压中国产业，最终是“损人害己”。尤其是临近2025年年末（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TSTR）正式宣布：从2027年6月起，将对中国进口的半导体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也是不得人心的。近来，美国瞄准中国在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成芯片，加征关税意图遏制中国芯片产业扩张。 [9] 此次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范围广泛，精准覆盖半导体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关键环节。经中美关税查询系统，以下产品均在301关税清单内，清单中的产品目前已被征收25%的关税，从2027年6月23日起，它们将在现有25%的基础上，再被额外加征一笔新的关税， [10] 属于额外加码，旨在通过“小院高墙”式的精准脱钩，维持其技术霸权。其结果必然是，36%的美国企业在华营收或将重挫，这场博弈背后，是中美科技主导权的战略角力，通过关税大棒进行供应链威慑。这种“先宣判、后执行”的做法，表面上看似乎是给市场留出缓冲期，实则更像是政治算计。除了保留未来加税的威慑力之外，还试图缓和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为正在进行的谈判争取空间。而中国则一如既然地致力于构建可控、自主完整的产业生态并在封锁中加快自主创新的道路迈进。

中国企业正通过多元化市场布局与合规路径调整应对。例如，加速开拓东南亚、中东等替代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通过欧洲子公司迂回进入美国市场，或与第三方国家企业合作以规避供应链审查。‌从长期看，政策过渡期可能为中国制造提供阶段性出口机会，但随着美国本土产业链恢复，结构性压力将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除了多元化市场布局之外，中资企业也在加强与欧盟国家经贸投资关系的往来。其实中国企业并不排斥远赴欧洲投资建厂，并在欧盟国家布局新能源汽车或生产动力电池。例如，比亚迪在匈牙利建立了一座整车厂，奇瑞在西班牙并购入股了一座合资厂。远景能源则在法国设立了一座合资动力电池厂，专门为法国电动汽车供应电池。在德国，宁德时代也建立了一座动力电池厂，供应德国大众电动汽车电池。但中德电动汽车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今德国引入了特斯拉，却至今没有引入任何一座中国电动汽车工厂。目前，特斯拉在柏林的工厂产品十分有限，因价格昂贵，销量在欧洲遭遇断崖式下滑，德国要加速汽车电动化转型，更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在供应端，它需要中国动力电池、电机、电控制架系统；在产品端，它也需要中国智能座支架系统AI技术，如德国奔驰在中国建立了软件开发中心。宝马则引入了动态驱动力分配系统（DPC）以及阿里千问等AI工具；奥迪干脆装上了华为支架。虽然这些车型暂时只供应国际市场，但可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德国的车企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技术。因此，中德两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合作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从总体而言，《大而美法案》的出台和付诸实施重塑了企业对美贸易与投资的逻辑架构，对中国企业在美市场的运营模式带来了全新的合规挑战。该法案从多个维度对不同行业施加系统性影响，尤其是在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和“被禁止的外国实体”（PFE）相关条款上，其政策调整并非仅限于中国，也涉及其他主要制造国家，其中包括显著收紧了低值直邮和联邦补贴获取的通道。这对依赖跨境电商平台、白牌运营和低价策略的企业形成较强冲击。

在清洁能源领域，受限于“被禁止的外国实体”（PFE）条款中关于股权结构、技术合作和供应链来源的多重限制，中国企业在美现有项目的补贴获取能力被削弱，盈利预期趋于收缩，未来投资布局的政策风险显著上升。

在其他敏感行业，美国外资审查制度亦在不断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实质性审查边界正在外延化，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合作面临越来越多基于国家安全审慎性的限制，推动中美产业链之间出现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脱钩。 [11]

我们应当积极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并从三个视角和维度来审视，而不能孤立或片面地看待法案，也不必过于悲观。

从短期看，美国在重构本土制造体系的初期阶段仍存在部分设备、材料依赖进口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特定设备制造商、原材料供应商提供了有限但真实的出口窗口期。企业应及时调整通关模式、重审客户结构，把握好现有政策空档期带来的短期红利。

从中长期看，《大而美法案》的影响不能孤立分析，必须结合232关税、301关税、对等关税机制等政策变量的交互变化，系统考量中美贸易政策组合拳对行业和出口路径的累积效应。未来美方是否会继续扩大“禁止实体”名单、是否将贸易限制手段扩展至更多中间品与产业链上游、是否通过税收政策对“间接依赖中国”的路径进行规制，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展望未来，中国企业需要以更加动态和系统的视角密切关注《大而美法案》的实施成效和利弊得失，通过趋利避害并评估其中长期效应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需要在投资架构优化下功夫，尽可能第避让相应的审查条款。随着美国外资审查制度的日趋强化，美国外投会的实质性审查边界的外延势必会日益扩大，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与经贸合作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和障碍，如何规避风险，并合理避让法案的审查条款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因此，中国企业在制定对美投资与出口贸易战略时，应当同步开展预防性结构调整，如重新配置海外持股结构、建立多元化供应链网络、引入第三方中立通道、强化合规治理等，以降低政策突变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也应高度关注美国整体产业政策框架的动向，把握其对制造业重构、数字税、碳边境机制等政策方向的联动性影响，保持战略韧性和调整能力，力求在外部政策变化的博弈中寻找到适应窗口和发展空间。

  当然，中国涉外律师肩负重大责任，义不容辞，也有能力帮助出海企业应对多变而复杂的法律环境并为其保驾护航。

    

[1] 参见：《美国“大漂亮法案”通过意味着什么？3大影响改变世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6864419114919076&wfr=spider&for=pc，2026年1月23日访问。

[2] 参见：《美国“大漂亮法案”通过意味着什么？3大影响改变世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6864419114919076&wfr=spider&for=pc，2026年1月21日访问。

[3] 参见：《美国“大漂亮法案”通过意味着什么？3大影响改变世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6864419114919076&wfr=spider&for=pc，2026年1月21日访问。

[4]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https://www.budget.senate.gov/imo/media/doc/the_one_big_beautiful_bill_act.pdf，lasted vist on Jan.23th,2026.

[5] 参见绮蝶：《中美供应链博弈：详解特朗普<大而美法案>》，载易网，https://c.m.163.com/news/a/K8DBA4DT05149512.html，2026年1月23日访问。

[6] 同上。

[7] 《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同比减少20%，降至4200亿美元》，载爱集微 - ijiwei:专业的 ICT 产业互联网平台，https://laoyaoba.com/n/974691，2026年1月20日访问。

[8] 《45.47万亿元！多角度解码2025中国外贸硬核年报》，载华声在线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54340677545720312&wfr=spider&for=pc，2026年1月20日访问。

[9] 《美国瞄准中国成熟制成芯片，加征关税意图遏制中国芯片产业扩张》，载百度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52394281222736670&wfr=spider&for=pc，2025年12月27日访问。

[10] 《美国宣布对华半导体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载仪器信息网，https://www.instrument.com.cn/news/20251225/863961.shtml，2025年12月27日访问。

[11] 周勇：《美国<大而美法案>对中国出口型贸易企业、赴美投资企业的影响》载东莞市政府网，http://www.dg.gov.cn/zwgk/zfxxgkml/smch/qt/gjmyyj/content/post_4414121.html，2026年12月24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