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献策高质量发展 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上海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律师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实录

    日期：2026-02-13         阅读：63次

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2月上海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期间，来自上海律师行业的14位市政协委员发挥专业优势参政议政，认真履职。据不完全统计，由律师政协委员个人或作为执笔第一提案人提交了提案50余件和多篇社情民意信息。在大会发言、现场咨询、分组讨论、专题会议等协商议政活动中，律师政协委员亦基于深入调研提出了不少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律师政协委员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十二届市委八次全会部署，聚焦高质量发展、“五个中心”建设、人民城市建设，谋良策、助发展，聚共识、促团结，彰显委员担当作为，以实干担当书写高质量履职答卷，努力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专业智慧。

01

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加强“五个中心”建设

在全面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特别是发挥重点区域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的过程中，上海承担着先行者、排头兵的责任使命。

律师政协委员聚焦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五个中心”的重要战略任务建言献策。

“市商务委等部门搭建了专业化、系统化的出海服务平台，在破解中小企业出海痛点的现实需求上发挥了上海开放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难点和堵点，在平台作用充分发挥上还有提升空间。”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主任邹甫文在“关于搭建出海平台，助力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提案”中建议，整合市商务委、发改委、司法局、金融监管局等部门的政务服务资源，以及法律、财税、金融、物流等专业服务机构资源，搭建“线上一站式服务大厅+线下实体服务中心”的立体化平台，实现出海备案、政策查询、资源对接、风险咨询等功能一体化，让中小企业“一次对接、全程服务”，并完善专业化涉外服务资源对接机制，搭建海外市场对接与产业协同平台，建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与应对体系和全流程出海人才培养与输送体系，并依托上海的开放优势，开展跨区域与国际合作。

“科创中心建设需要鼓励创业创投，这就亟待耐心资本的‘加持’，其对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赵靖认为，科技企业的金融需求具有一定特殊性，科技创新特别是重大科技创新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需要长期稳定耐心资本的保驾护航。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融资结构不合理、短期投机行为频现等问题，壮大耐心资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彰显。他建议，以长期价值为导向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拓宽长期资金来源。与此同时优化考核机制，避免以短期业绩为导向，并建立差异化容错机制，允许硬科技投资出现较高失败率，并建立科技成果估值和知识产权交易体系，完善多元化退出渠道。

“社会组织已成为我国开展民间外交、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能力与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软实力’的提升与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上海，应该在这方面加大推进力度。”市政协委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裘索在“关于逐步推进上海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提案”中表示，2021年9月，民政部印发“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稳妥实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战略方向，2022年1月，上海市民政局印发上海社会组织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有序参与国际交往与合作，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近年来，上海吸引了众多国际组织落户，但在本土社会组织中，真正在境外开展过项目、有国际工作经验的社会组织却为数不多。”裘索建议，由市民政局牵头，全面梳理现行制度与政策法规，编制出台系统性指引文件，为上海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实践提供明确的路径指引。“在实施层面，可充分发挥浦东新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制度优势，在浦东新区内遴选一批在涉外活动方面有基础、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先行先试，待可行性得到验证并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她还建议研究设立支持上海社会组织“走出去”项目的统一专项资金，搭建“走出去”人才专项培育平台等。

“临港新片区已逐步构建起以离岸金融为核心、跨境金融为支撑的多元化创新金融服务框架，但针对科创企业跨境研发周期长、缺乏资产抵押、需要耐心资本、人才跨境频繁等特征，现有服务仍有完善空间。”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齐轩霆在“关于优化临港离岸及跨境金融生态，精准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中建议，优化跨境资金流转效率，按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速和研发投入占比弹性动态管理外汇额度等；强化耐心资本供给支撑，设立临港科创离岸母基金，允许科创企业发行离岸可转债，完善离岸投贷联动机制，用股权收益抵补信贷风险，为轻资产高成长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融资；满足跨境人才金融需求，开立“离岸人才专户”，设立海外人才临港离岸创业启动资金等；强化服务与风控保障，在临港国际数据港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搭建科创离岸金融数字自动化平台，按研发成熟度、跨境收支稳定性等指标，将科创企业划分为不同风险类别处理，建立跨境研发资金异常预警模型，并实行轻微异常容错机制。

“在全球航运市场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船舶作为高价值流动资产的争议解决机制应持续发展完善。我国现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项下建立了以‘死扣’和‘活扣’为核心的船舶扣押制度，但现行制度在争议船舶动态价值管理方面仍存在明显空白。建议引入国际上成熟的司法托管制度，由法院指定中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个人作为托管人，在诉讼期间对争议船舶进行临时管理和运营，待诉讼终结后依判决结果分配收益或返还船舶。”市政协委员、北京安杰世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贵在“关于试点船舶司法托管制度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提案”中建议，采用渐进式的试点及立法路径，分阶段推进司法托管制度的建立，“可由上海海事法院和海事仲裁院进行试点，在试点基础上总结经验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在经验成熟、完善制度设计后，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修订时增设‘海事司法托管’专门章节”。托管人的选任机制应当严格规范，在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方面应当建立明确规则。

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设立“家族与企业财富传承制度创新示范区”，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严洁红认为，此举可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财富治理体系提供“上海方案”。严洁红认为，我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正集中进入代际交接的关键时期，伴随企业赴境外上市及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增多，其财富治理与传承安排呈现出依赖境外信托体系的趋势。“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构建家族与企业传承的综合优势。去年，上海已试点开展不动产信托登记，运用金融工具助力解决家庭养老助老、财富定向传承等民生需求。”严洁红围绕相关系统性制度创新与实践建言，在相关制度创新示范区内实现关键资产类型信托登记的制度性突破，并整合法律、金融、税务、保险等专业资源，支持设立综合性财富传承服务中心。

02

提升法律服务能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是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律师政协委员认为，提升法律服务能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前置要件。

“近年来，中资企业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与此同时，因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国家安全审查、出口管制等壁垒增多，企业跨境投资与运营风险显著上升，中资企业境外经营所涉商事纠纷呈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鼓励中资控制的境外机构之间的商事纠纷通过中资仲裁机构解决，既是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中资仲裁国际话语权、服务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建设的必然要求。”市政协委员、上海仲裁协会会长、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俞卫锋建议，推动在涉外合同中优先选定中资仲裁机构，建立中资企业境外纠纷信息收集与分析机制，数据经脱敏处理后，用于形势研判、风险预警和政策优化，并向相关部门及企业提供反馈，提升其纠纷应对能力，同时开展精准化、场景化宣传推广，通过规则解读、案例分析、专业咨询等形式，系统介绍中资仲裁机构的专业能力、分支机构布局、裁决执行路径及比较优势，增强企业对中资仲裁机构的信任度和选择意愿。

“2026年是人工智能由‘技术突破期’全面迈入‘产业落地期’的关键节点。大模型能力的提升高度依赖于高质量、大规模、多模态训练数据，但数据供给与合规利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国际司法实践表明，单纯依赖法律模糊地带的‘默示许可’已难以为继，全球大模型企业正迫切寻找具有高度‘法律确定性’的产业栖息地。”

通过前期对上海AI初创企业、平台型大模型企业等机构的调研，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游闽键在“关于在浦东先行探索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规利用机制，打造大模型产业制度高地的提案”中认为，当前AI训练数据利用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突出问题：授权路径碎片化，合规成本与产业规模严重失配；合理使用适用边界不清，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法律风险；利益分配机制缺位，权利人与技术主体形成对立关系。他建议，启动浦东新区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规利用规定立法程序，以法定许可机制作为合理使用的重要补充，覆盖规模化、持续性训练场景，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规操作指引》，建立“数据主权与合规”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并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白皮书，向世界输出AI治理的“上海方案”，吸引更多大模型企业落户浦东。

“法院执行程序中采取的长期查封、扣押措施可能导致大量被执行企业的商业资产闲置及价值贬损，这种局面不仅制约了债务化解和企业挽救，更导致大量商业资产无法有效盘活，对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循环畅通形成现实阻碍。如何深化执行与破产程序的机制衔接，破解资产流动困境，已成为提升司法治理效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席主任张金全在“关于深入推进‘执破衔接’与资产盘活的提案”中针对着力破解“执破衔接”机制不畅与“查封资产”盘活困难两大症结，围绕“法治化、协同化、市场化”原则提出建议：法院层面，深化“执破衔接”机制建设，推动执行与破产信息系统深度对接，建立统一的协同信息平台，实现关联执行案件的系统分析与数据集成，提升整体处置效能；政府层面，完善府院联动及跨部门协作机制，打通资产处置前置梗阻，推动“处置”向“盘活”转变；市场层面，进一步创新资产盘活与处置模式，构建统一的信息平台，集中发布资产信息，更好发挥市场力量在资产盘活中的作用。

“健全的市场退出机制与信用修复体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童麟在“关于完善‘执转破’衔接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的提案”中建议，强化法院内部“执转破”信息化联动与协同机制，建立关于破产案件信息的自动交互通道，一旦企业破产申请被裁定受理，该系统应自动向相关执行案件系统发送提示，并触发对相关人员信用限制措施的解除审查流程；出台标准化操作指引，明确申请主体、所需材料、受理部门、办理流程、审核标准及办结时限；探索“一站式”信用修复服务，线上线下受理和协调处理因企业破产而引发的自然人信用修复申请，为当事人提供清晰指引和便捷服务。

在参加专题会议时，市政协委员、上海功承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照宇以“关于深化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仲裁‘上海枢纽’的建议”为题发言，认为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等顶尖机构已在沪设立办公场所，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走出去”亦已成功破冰，而新《仲裁法》的实施，为将这些“点状”的成功实践整合提升为“面状”的制度优势提供了遵循。他提出的核心战略是充分利用并放大已有的“双向开放”优势，构建一个内外联动、相互促进的仲裁生态系统，实现从“双向破冰”到“枢纽集成”的战略跃升，通过国际顶尖仲裁机构“引进来”和上国仲“走出去”的协同，共同构成“上海枢纽”，为上海企业提供“在上海可选全球顶尖服务，在全球可享上海便捷支持”的全方位法治保障。高照宇还提出核心建议与政策保障：实施“临港国际仲裁集聚区深化计划”，从“机构入驻”迈向“生态集成”，依据新《仲裁法》出台《国际仲裁机构设立境内业务分支机构指引》，固化成功经验，为后续引进机构提供透明的制度预期；加强对出海企业的应用引导与法律确定性保障；从制度、财政、人才、司法协同四个方面完善全方位政策保障体系，并设立“上海国际仲裁枢纽建设专项资金”，对“走出去”与“引进来”给予重点支持，同时就保全措施、调查取证、裁决承认执行等环节的衔接问题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为在沪中外仲裁机构提供支持，共同营造国际一流的仲裁法治环境。

03

关注民生事业发展，推进社会治理提质增能

律师政协委员认为，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把握超大城市特点规律，稳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更加突出发展为民，紧盯群众所需所盼，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治理水平，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提升城市温度。

“劳动争议高发，是经济环境、法治水平、主体行为与社会氛围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反映出治理体系存在法治统一性与执法效能有待加强、企业合规管理与风险化解能力不足、劳动者维权能力与理性意识有待提升和多元化解机制与社会共治合力尚未完全形成等短板，此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场有时呈现标签化、情绪化叙事，不利于营造劳资协商、合作共赢的社会氛围。”市政协常委，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陆敬波在“关于进一步系统治理劳动争议问题的提案”中认为，为应对挑战，需从法治、引导、共治三个层面协同发力。他建议，通过统一裁审标准、优化监察与预警来强化法治保障，统一尺度并提升执法效能；通过赋能企业合规、引导理性维权、建强调解队伍来引导主体自律，平衡权益与义务；通过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和以案释法营造和谐氛围，引导社会公众客观认识劳动关系复杂性，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令禁止装修中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然而此类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也一直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难题。”市政协委员，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主任洪亮在“关于强化装修设计施工单位破坏承重结构行为法律责任与监管惩戒机制的提案”中认为，现行法规对装修公司的处罚上限过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构建全链条、高威慑的惩戒体系迫在眉睫。”为彻底扭转局面，切实保障房屋安全，他建议修订完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有关条款，构建权责对等、惩戒有力、衔接顺畅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增设严惩条款，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成本；推行“双罚制”与连带责任，实现全链条惩戒，对违法企业处以罚款、吊销资质的同时，同步追究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人责任；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将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主体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通过建立强制检查机制、细化刑事立案标准、同步启动资格限制等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形成执法闭环。

民法典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居住在虹口区的46岁蒋女士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在2025年10月突发脑溢血被同事紧急送到医院救治。之后，围绕其医疗费支取、去世后丧葬等事项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显示现有监护和遗产管理制度缺乏相应配套机制。”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玉霞提交了多件涉及临时监护、意定监护及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相关提案。她认为，民政部门需细化临时监护人权责制度，制定履职的程序及标准，并制定临时监护与长期公职监护的衔接机制。“法律规定了居（村）委会的临时监护职责，但基层往往‘不敢做’‘不会做’，主要是怕担责，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只有细则清晰，基层才敢放手去做，所以最好直接把清单式的指引给到居（村）委会等基层，明确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不能做，并把相关培训纳入社工日常学习，让基层一看就懂、照着能办。”意定监护在近年来的推进速度非常快，但资源供给仍属不足，同时，其缺乏启动、监管、衔接机制等问题也有待完善。对此，她建言鼓励支持设立专业监护机构，同时，应制定并细化监护职责的指导性文件，会同司法、公证制定协议范本，根据不同方面进行分类并设置处理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