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的最后一天。

中国上海市街头，午后的阴霾散的更快，让人更多地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形势上，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联系信息，今已达成了全国确诊新增人数16连降（除湖北），和上海地区新增治愈连日大于新增确诊，反映在稀疏行人的脸上，少了份焦躁，多了份期待。

同日的日本国东京都街头，同样是阴天，气温却低了5度不止，路上带口罩者不少，但进入公司等场所，就不剩多少人坚持戴着。媒体渲染的话题，多是“钻石公主号乘客下船的第二天”、“钻石公主号出现2例死亡”，或者“口罩产能极限，到4月为止无货”，“东京奥林匹克会不会成为疾病的温床”，日本的媒体部分官民性质参半，为博眼球在可能范围内尽揣测之能事，也早已看惯了。但钻石公主号621例（2例死亡）确诊病例进入日本已成事实，含这个数据来看，日本705例的累计确诊，除湖北外，仅次于国内广东、河南、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省，这就有了横向比较的可能。

1、“特殊情形下限制隔离14天是否很难”？

国内的现状，已经证明了管控体系卓有成效，在国务院领导下，以《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民法通则》等为准据，迅速出台了《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1.29）、《关于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畅工作 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的通知》（2.8）等规定，以“有效防控”为准绳，配合对典型恶意违反个例的通报和惩戒，迅速有效控制了疫情的递延速度。

同为大陆法系，但日本国的情形要特殊许多。1951年的《出入国管理令》，以美国移民法为主体，但经过多次变革的现行《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1997），实际集中于拒绝单纯体力劳动者等的职能，加上奉行迁徙自由的宪政思想（举个例子而言，获准入境后，从东京都将户籍迁移到大阪府，手续上也就是一周左右的事情），实际该单行法体系下，不存在强制限行和隔离的意愿和可行性。

即使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因素，日本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也与我国有较大不同，因现代感染病病原的新兴趋势（艾滋病1981、丙型肝炎1989等），日本改制《感染病预防法》为《传染病预防与传染病患者的医疗法》（1998）的时间，实际还早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改订（2004），但其体系，均衡于传染病的信息收集、诊断、消毒和医疗费用负担各方面，仍强调民众应具备有关感染病的正确认识，不要侵犯感染病患者的人权，医生需要留意患者所处的状态，并给予优质舒适的医疗体验；此后，才是贯彻执行预防措施和防止传播蔓延。

打破上述界限，在日本最大限度的限制，是在飞机场等场所的隔离、限制进入公众场所和劝告就医等，结合上述两法，其实施条件，是将传染病等级定义为1级，从（现行法规体系1-5级，1级最严重，2020年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义为2级），显然，基于国情的不同，将我国的疫情期间传播管控经验复制到日本国，有相当的难度。

2、“特殊情形下限制物品价格是否很难”？

疫情期间，据公安部刑侦局通报，共侦破利用疫情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000多起，涉案金额上亿元，多为虚假出售口罩诈骗，或出售假冒伪劣口罩；另，基于稳定市场秩序的法源，国内各级政府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实际有效劝诫、查处了各类疫情防控期间趁机涨价的行为，尤其，通过《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将刑事、行政责任区分明确，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以非法经营罪入刑；推动相关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行为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控制效果。

日本国的情形则大相径庭，疫情发生之后，口罩等必需品的零售断货后，网购价格（日亚、乐天等）则直接翻了3倍，一言以蔽之，在日本，疫情期间实施价格管控很难实现。其法律根源，在于日本现行法律体系下，对于“非法经营”的限制，局限于“物”（毒品等）的非法和“行为”（如限定须许可运营的行业）的非法，而没有限定特殊情形下一般物品（口罩、门票等）/行为（转售、过高上涨）等行为的责任。

2017年，尚在东京奥林匹克的筹办中期，东京奥委会就曾呼吁日本国就此立法，“这也关系到外界对奥运会的评价。希望建立机制切实管制那些明显用于营利目的的人。”，目标直指网络转售（门票等），但2019年出台的相关法规，行文仍非常模糊，执拗于现行法规的“反复持续营业意图”，对于偶发转卖等难以限制，加上地方法规如东京都等的治安管理条例禁止在公共场所实施的倒卖行为，但网络、网店未列入在内，造成了实际的法规递延断层和法律漏洞。

为此，当前形势下，建议可以深化疫情期间价格管控经验的意见交换，对于一衣带水的两国携手共度难关、共进平安迎奥运盛世，都会是有益的吧。

剩余的2020年，当会是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