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律师党代表：脚下的“破冰之旅”

    日期：2007-10-10     作者：盛学友    阅读：7,134次

     翟玉华，在全国首创内部股份制律师事务所并把它做成湖南第一大所后，又出钱出力置身“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公益事业；

孙发荣，放弃为十多家大企业做法律顾问，拿着不算高的月薪奔走呼号，为3570名律师解决了“养老保险”问题；

赵玉中，用全身心竖起“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匾，8年里“500多起案件，胜诉率达98%”的数字背后，是贫弱当事人无数次的泪流满面。

他们，在共和国58年的历程中，将首次以“律师”的名义，参加第十七次党代会。他们的脚下，是一条意义非凡的“破冰之旅”。

翟玉华：做一个社会良心的代表

本刊记者/盛学友

人物档案：翟玉华：一级律师，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董事长兼主任、党支部书记，湖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律师援助中心主任。他和他领导的律师事务所多次荣获各种荣誉称号：“全国优秀律师”、“优秀共产党员”；“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事务所”；“先进党支部”……

翟玉华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历。1993年2月辞去法院工作，组建了合作制湖南省工贸律师所，1996年改为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1997年，他在全国首创内部股份制律师所。为把律师所做强做大，翟玉华不断降低自己的股份，从最初的20%，降到现在连10%都不到了。如今，“天地人”已成为湖南省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祝贺你当选十七大党代表！”5月28日下午，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尚未结束，翟玉华便接到了一些在省委礼堂出席会议的党代表朋友的祝贺。

这一天，湖南省党代会共选举出中共十七大代表63名。其中，中央提名2名，党员领导干部39名，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22名。出席湖南省党代会的代表实到694人，翟玉华得675票，“属于高票当选”。

在十七大会期确定后，翟玉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做好一名律师，做一名好律师”

翟玉华今年51岁。“做好一名律师，做一名好律师”，是他的座右铭。

“做好一名律师”，只要给当事人提供优质有偿法律服务就可以了；“做一名好律师”，则需要奉献精神。用翟玉华的话说，“可能付出很多，却没有任何回报”。

残疾退伍军人廖述龙涉嫌故意杀人，被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当时，廖述龙已家破人亡——其父被司法机关错误关押致死，而且家徒四壁，连吃盐都困难。廖述龙通过亲人找到翟玉华。翟玉华认真阅卷并调查取证后，认为廖述龙无罪。面对翟玉华提供的证据和事实，检察机关认定廖述龙无罪，撤回了起诉，廖述龙获得国家赔偿9万多元。

1994年，湖南株洲市发生一起爆炸案，犯罪嫌疑人刘立新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立新上诉后，其家属找到翟玉华，提出拿2万元钱为刘保命，被翟玉华拒绝。但翟玉华查阅案卷材料后发现，刘作案时行为能力有问题，便提出请省高院对其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但遭到拒绝。翟玉华据理力争，有关部门最终为刘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刘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人坚持维持一审判决。翟玉华了解情况后拍案而起：“岂能如此办案？岂能拿人的生命当儿戏？”最后，翟玉华说服了有关办案人员和领导，省高院二审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判决刘立新不承担刑事责任。

这些年来，在翟玉华所承办的刑事案件中，有12人被判无罪或改判无罪，有11人被判减轻处罚；翟玉华所承办的民事案件和非诉讼案件，累计为当事人挽回或者避免经济损失约6亿元。

关注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对他们实施法律援助，是翟玉华律师执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从业十几年来，翟玉华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高达200余起。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律师大有作为”

几年前，湖南省的投资环境不是很好。为改变面貌，湖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优化办)需要一家律师事务所无偿为企业、投资者提供法律服务。

但是，省司法厅一连推荐了几家律师所，几家都不愿无偿服务。

优化办领导向翟玉华征求意见时，他满口答应了。

2004年2月，设在“天地人”律师所内的湖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律师援助中心(以下简称援助中心)正式挂牌成立，翟玉华被任命为中心主任，39名成员全部来自“天地人”。

设立援助中心，政府不给一分钱，也不给一个编制。为此，有人称翟玉华是“傻子”，还有人认为翟玉华是“律师干了政府的事”。翟玉华对此一笑了之。

2004年3月，全国知名企业盼盼安全门制造有限公司投诉某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违法执法。该市质监局说安全门质量不合格，“扣押了400多个安全门，加上86万元的罚款，总计100多万元”。据翟玉华介绍，受湖南省优化办委托，援助中心先后两次派律师进行调查，其中一次与省优化办的干部一道调查。结果，这是一起假案。受利益驱动，质监局“自己投诉，自己查处”。面对如此执法行径，援助中心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几经周折，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湖南省质监局纠正了某质监局的错误行为。盼盼公司对此非常满意，又在湖南省投资8000万元建厂。

几年来，援助中心为企业和投资者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2亿元。

2005年1月，美国某岳阳公司因与两家公司发生合同纠纷，多次投诉反映岳阳市投资环境不好，要求省政府协调。在协调会上，翟玉华了解到纠纷已进入诉讼程序，提议领导依法不宜进行协调，更不能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布处理纪要。事后了解到，该公司想借会议纪要向政府索赔。“在我的建议下，省政府没有上当。”这个建议，让省政府避免了上亿元的损失。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援助中心成立以来，累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5000余人次，受理投诉278件，处理投诉260件，出具法律意见书195份……其中法律咨询工作，有一半是翟玉华提供的，处理的260起案件中，都是他个人或在其他律师协助下完成的。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翟玉华就请助手。“我个人给他们开工资，不要所里和政府花一分钱，最多时助手有4个。”

翟玉华不仅“做傻事”出名，而且还做得一发不可收。

湖南省台商很多，规模和总量仅次于港资，居第二位。

2005年11月23日，湖南省台商法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台商中心)在“天地人”挂牌成立。和援助中心一样，台商中心办公场所由“天地人”免费提供，经费也全部由“天地人”承担，翟玉华自然又成为了中心主任。

台商中心成立后，翟玉华组建了专门班子，设立了24小时的热线电话，随时为台商解惑答疑。曾经得到过翟玉华无私帮助的台商张连丰，介绍台湾多家大企业到湖南投资考察，2007年年初，一个投资16亿多元人民币的投资项目，被引进到了湖南。

“做一个社会良心的代表”

当本刊记者问“你为什么能当选党代表”时，翟玉华坦诚地回答：“援助中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如果我不担任中心主任，就当不了十七大党代表。”当选了党代表，如何履行职责，是他“一直考虑的问题”。

现在有不少党代表并没有意识到代表的权利与义务，而是把党代表视为一种政治荣誉。

依照党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其最高领导机关，也是党内民主的最高形式。出席党代会的代表，将听取和审议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问题，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翟玉华认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研究了《人民日报》一篇评论员文章，“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了解社情民意，”翟玉华说，“这16个字概括十七大党代表的重任，再恰当不过了。”

当选党代表的翟玉华表示会做更多的公益活动，“只要社会有需要，义不容辞站出来”。

翟玉华做事雷厉风行。8月初，他在“天地人”律师所成立了一个党代表办公室，7名工作人员，承接了长沙市委组织部党员服务中心的免费法律服务工作，在“天地人”网站开设了党代表电子信箱，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同时，他自己也开始调研。

翟玉华始终认为“公职人员的法制意识万分重要”，是因为他“有切身经历和感受”。1982年，曾在村里担任支部书记的翟玉华的父亲，卷入一起村子与国营林场之间的山林纠纷而含冤入狱一年。从那以后，翟玉华开始自学法律，并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就是要为类似父亲那样的案件伸冤”。1995年，他父亲的冤案被翻过来。

“如果都依法，我父亲不会被冤枉！如果都依法，我为父亲翻案，也不会用十多年时间！”

翟玉华认为，有的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做自己的事情，进行权力寻租，这种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公职人员一边给国家做事一边也给自己做事，公私兼顾；有的干脆不做事，就是混日子。“当然，也有很多严格要求自己、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翟玉华准备就此“通过网络，设置一个题目，进行民意调查”。

翟玉华表示要在十七大召开前，“写出详尽的调查报告，把群众呼声反映到党代会”。

党代表反映问题虽然不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那样有议案、提案等方式、程序和渠道，“但我会利用各种机会反映，包括在党代会会议期间，利用代表团讨论时发言，并直接递交给领导。闭会期间，我可以向省委组织部党代表办公室反映情况，也可以直接找领导……”

人物档案：1976年5月入党的孙发荣，2002年首次当选为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代表。

在全国，律师身份的省级党代表，她是第一个。今年，她再次当选为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代表。

2005年4月26日，在重庆市第三次律师代表大会上，孙发荣以120票——远远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成为通过直选产生的全国首位律协专职会长。

她还是重庆首届十佳律师、重庆三八红旗手、重庆诚信执业百优律师、全国优秀仲裁员……

2007年5月27日，在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上，孙发荣成为重庆市39名中共十七大代表中的一员。

和翟玉华不同，孙发荣在重庆市党代会现场，“目睹了自己当选十七大党代表的整个过程”。 751人到会，孙发荣得票749张。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这位身为重庆市律协专职会长的党代表表示，自己不仅要把律师的声音带到全国党代会，还要把律协办成律师热爱、认可的“家”。

从律师到专职会长

在2005年4月26日召开的重庆市第三次律师代表大会上，重庆律师通过直选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专职律协会长——孙发荣。

作为重庆3719名律师中的一员，孙发荣当了14年执业律师，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的长安“奥拓车苯中毒案”等著名案件，给她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找她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法律顾问单位也越来越多。仅2003年至2005年的两年时间里，长安集团、大江工业集团、重庆国际公司、歌乐山纪念馆等十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纷纷聘她为法律顾问。

但是，她却选择了放弃收入较高的执业律师工作，去当专职会长。“专职会长任期3年，在职期间不得从事会长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由律协发给工资，年薪12万元，这在全国尚无先例。”

孙发荣担任专职会长后，给自己立下3条军令状：不从事律师业务、不利用会长身份为律师所揽生意、不为今后再当律师储备案源。

上任伊始，孙发荣挨家挨户地拜访她的法律顾问单位，对自己因为担任专职会长期间不能为他们提供专门服务表示深深的歉意。随后，她在律协的网站上公布了“会长信箱”。

两年来，已有数百名律师通过“会长信箱”倾诉了心声、提出了建议。两年时间里，孙发荣走访了30个区县近百家律师事务所，认真搜集听取基层律师的意见和建议。

设立律师互助基金

孙发荣通过“会长信箱”和网上“律师论坛”，得到不少真实信息。一位律师在给会长的信中提到，律师没有社会保障，“特别是发生重大疾病时，更是孤苦无助”。

看到这封信，孙发荣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律师不是强势群体，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经过调查，孙发荣提出建议：“在律协设立律师互助基金，每年预算时，抽出会费的2%作为基金。”

非常巧的是，互助基金刚刚设立，就有律师发出了求救信号。

2006年11月16日，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国凯因患重病住院治疗。11月27日，确诊为癌症，刚刚做完手术的冯妻李文玉，面对高额医疗费，“急得团团转”。

冯国凯律师1988年开始执业，他的母亲已80岁高龄，儿子正在读大学，妻子体弱多病。

春意律师所和律师们虽已伸出援助之手，但相对高昂的医疗费仍是杯水车薪，春意律师所主任想到了重庆律协。

12月4日，重庆律协收到春意所紧急报告：“冯国凯生命垂危！”

12月7日，律协给冯国凯发放了第一笔律师互助基金6000元，在网站上发布了“关注同行，奉献爱心”的捐款倡议。

12月15日凌晨，病魔还是夺走了冯国凯55岁的生命。当日，律协再次发布“伸出援手，将爱心延续”的捐助倡议，“帮助冯国凯律师的家人走出困境”。

12月25日，承载着全市律师爱心的12991元捐款送到了冯国凯家中。接过沉甸甸的爱心款，李文玉泪流满面。3天后，她给律协送来了一面锦旗。

“健康是生命的源泉，是事业成功的基础，是生活幸福的保障，请您务必珍惜自己的身体！”在重庆律协主办的西部律师网上，2006年12月27日的《2006年全市律师健康体检小结》通知中，任何人看了这段话都会觉得很温馨。

“我执业十多年，深知律师不易。”孙发荣告诉本刊记者，律协两年一次为律师体检。

2006年6月至8月，重庆律协组织律师进行体检。体检结束后，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数据显示，所有参加体检的律师中各项指标均正常的只占总数的37.2%。

“由此发现，律师的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孙发荣分析说，“这些健康问题，和律师工作性质、执业环境有关，长期处于紧张的生活状态，脑力负荷过重，饮食不规律等必然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今年4月底，重庆荣东律师所律师殷常林在体检时，发现得了白血病。

2002年，从三峡学院法律系毕业后，殷常林应聘到了荣东律师所执业，人品和业务为人称道。5月20日，律协派人和律所的人一起，驱车8个多小时，赶到殷常林遵义老家，“殷常林接过6000元互助基金，哭了……”

6月14日，律所主任冉启荣等人带着律协组织的16000多元捐款第二次到殷常林家。那天下大雨，殷常林家在山上，只能步行。“我们爬到他家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这时的冉启荣，语气缓慢而凝重，“可是，我们还是来晚了——小殷刚去世！如果不下雨，我们还能见一面……”

孙发荣获知消息后，心情很难过：“太年轻了，才28岁，就这样走了！”

律师互助基金每笔只有6000元，尽管对有些疾病来说是杯水车薪，“但律协的这种关怀，让我们时时刻刻被家的温暖包围着”。

重庆律师有了“养老险”

依斯特律师所每周五都开例会。

2007年8月10日，星期五，一个普通的日子，“和以往一样，全所律师正在开会”，该所主任刘云说：“这个时候，一个合伙人手里扬着一张纸，突然宣布：养老保险解决了，这是社保局文件！”会议室立刻沸腾了，律师们欢呼雀跃。那晚，他们“整整狂欢了一夜”！

养老保险，一直是律师的一块心病。

孙发荣告诉记者，重庆律师总体收入并不高，“律师担心老无所养，一直希望办理养老保险”。可是，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律师无法办理养老保险。

体制改革以后，律师所既不是事业也不是企业单位。9月4日下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重庆市社保局养老保险处处长刘庆和介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一系列文件，“都没有涉及律师”。政策不完善，成为律师参保“瓶颈”，“同时，律师收入不固定，也没有工资关系，无法确定缴费基数”。

孙发荣就律师最关心的养老保险问题，到各个律师事务所调研，并同市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的同志一道，不厌其烦地找重庆市社保局协调。在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期间，孙发荣也不忘和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侯小川沟通。

就像刘庆和所说，“沟通肯定取得了良好效果”。7月30日，重庆市社保局就律师所从业人员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下发“(2007)168号”通知。随后，西部律师网站转发了这个通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刘云讲到这里时，嗓门调子明显高了许多，“而且可以补缴到1993年3月1日”！

刘庆和告诉本刊记者，此举“不仅解决了律师盼望已久的问题，也突破性地解决了类似中介机构的养老问题”。“(2007)168号”通知最后一条规定，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可参照上述有关规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这个突破，对城乡统筹养老保险事业，也是一个推进！”刘庆和说。

让更多人了解律师

如今，重庆律协被律师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家，“律协活动，一声令下，都会参加”。据介绍，律协从上海、北京请法律专家和优秀律师给他们讲课，成立专业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到优秀律师所取经学习，提高了重庆律师整体执业水平；为全市律师购买了执业责任保险……

有了“小家”的和谐，才会有“大家”的和谐，这个“大家”，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孙发荣告诉本刊记者，重庆律师要想成为促进“大家”和谐的一支力量，就必须积极参与到维护社会稳定中来。重庆市各级政府信访办，几乎都有律师值守，涉及法律问题的信访，律师现场倾听来访者的诉说。从2005年6月1日至今，重庆市司法局就组织1000多名以党员为主的律师轮流进驻全市各级党委、政府信访接待室，仅在市信访办接待的信访群众就达到近6000人次。

重庆市信访办钟处长介绍，通过律师工作化解平息的信访占市信访办信访总量的10%，引入司法程序或其他正常渠道依法解决的涉法信访占20%。

市信访办罗主任认为，律师参与涉法信访接待引导和帮助信访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缓解或化解了信访群众的对立情绪，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重庆市现有326家律师事务所、3000多名执业律师，有121名律师当选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人、省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6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在“两会”上提出的议案、提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高。

这一切为律师带来越来越多的荣誉。张元炳被评为司法部首届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被评为“议案大王”并获得重庆市10周年建设功臣称号……

孙发荣说，无论参与信访接待，还是提供法律援助，无论起草地方法规，还是参政议政，重庆律师越来越被群众所认可，越来越被各级领导所重视。

作为专职会长，孙发荣最大的心愿是，“让律协真正成为‘律师之家’”。作为十七大党代表，孙发荣想的是，把律师行业实际状况以及律师党建工作带到十七大，“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高层了解中国律师”。

人物档案：赵玉中，安徽省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8年来接访10000余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500多件，胜诉率达98%。

2000年，被评为安徽省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2002年，被评选为安徽十佳好心人，获“真情奖”；2003年，被评为巢湖市勤廉兼优共产党员；2004年，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2006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首届全国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

6月14日，安徽省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共十七大代表55人，赵玉中为其中之一。

“平民律师”、“爱心律师”、“雷锋式律师”，这是媒体对赵玉中的赞誉。

“报道的越多，找我的人就越多，而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就越少。”刚刚送走一个90岁老人的赵玉中在电话中说。此次采访，本刊记者约了一个多星期，才和赵玉中通上了电话。

一份“苦差事”

1989年，赵玉中从部队转业到安徽巢湖市司法局工作。为适应新工作，他通过自学，于1996年考取律师资格，随后又拿到法律本科文凭。

1998年的一天，一名外地农民工残疾人和他的父亲来到赵玉中的办公室哭诉，这位残疾人在巢湖某矿山企业从事爆破工作，因操作不当，右手被炸致残，他们多次找矿老板，老板不予理睬。无奈，他们只能寻求法律帮助，但因交不起律师费，被很多律师拒绝了。

案件眼看就要超过诉讼时效了，他们来向赵玉中求助。他很同情他们，但帮他们联系律师未果。

几天后，父子两人又来到赵玉中的办公室，一进屋就长跪不起。这时，一位前来办事的熟人对赵玉中说：“你自己不是有律师资格证吗，你就可以帮他呀！”

父子闻言，残疾人用他那只健全的手紧紧拉着赵玉中，说：“好人啊，请帮帮我！”父亲跪在地上怎么拉都不起来。

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赵玉中，慌慌张张地答应了他们。

为了打好这场官司，赵玉中反复研究案情，精心撰写代理意见，并进行了模拟法庭。当他在“法庭”上把代理意见宣读完毕后，妻子眼睛湿润了：“你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

开庭时，没有实战经验的赵玉中为了控制情绪，攥紧了双拳。庭审非常顺利，最终，赵玉中帮这位可怜的当事人打赢了官司。

平生第一次帮人打官司并且胜诉，赵玉中一连高兴了好几天。但是，老人和残疾人下跪那一幕，总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以后的工作中，赵玉中又遇到多起类似的案件。

有的当事人不懂法律，又请不起律师，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权益无法维护。为此，赵玉中经过长时间思考，向市司法局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成立法律援助机构。”

但是，谁去做这个苦差事呢？最终，这份苦差事，落到了赵玉中自己的肩上。

1999年4月9日，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既没人，也没编制，更没经费，他和一位退休老干部，“硬是扛了起来”。

“给我留下一个锦旗的位置”

法援中心成立后，赵玉中办理的第一个案件，就让他泪流满面。

由于法律援助在当时是个新生事物，人们还不了解，在中心挂牌后整整一个月期间，没有一个人上门，同时也召来了一些冷嘲热讽。“这个转业干部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律师是这么容易当的吗？”

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赵玉中心里很不是滋味。“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这么好的机构，为何无人问津？”

不久后的一天，一群办理公证的当事人路过“中心”门前时问：“咦，法律援助是干啥的？”

这时，赵玉中恍然大悟，“原来人家不知道什么是法律援助”。于是，赵玉中在“中心”办公室门口的牌子上加了“律师办公室”几个字。还真管用，以后办公室开始有了人气。

199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两位东北妇女急匆匆地赶到法援中心，进门就问，“谁是赵主任？”赵玉中“我就是”的话音还没落地，两位妇女猛然下跪，泪如雨下，其中一位说：“救救我弟弟吧！”

被称作弟弟的人叫关汉春。

关汉春开着大货车来巢湖装货，由于油箱漏油，他将油箱送到修理部补漏，因电焊工违章操作，造成油箱爆炸，关汉春被烧伤面积达92%。

关汉春的家人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变卖了房屋等全部家当，还是远远不够医疗费用。为此，关的妻子、姐姐只好沿街乞讨，一天下来，只讨了几元钱。关妻为了救夫，甚至在胸前挂上了“只要有人相助，定将以身相许”的牌子。

这时，有好心人指点她们到法援中心求助。

赵玉中受理此案后，立即调查取证，由于肇事者逃逸，相关证人又不清楚，致使调查工作非常艰难，连续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赵玉中终于将证据收集好。

有一天，当把关的家人送上去合肥的车后，赵玉中浑身疼痛，很想打车回家，零花钱不够付车费，只好步行回家。

自从接受此案后，连续数日无暇顾及家庭，赵玉中每次回家都要遭到妻子的抱怨，“但那一天，我回家时，我妻子像变了个人”。

原来，司法局领导刚刚给她打了电话，说赵玉中这几天很辛苦，要多多照顾他。而她在阳台收衣服的时候，看到丈夫“连走路都没有力气了”，很心疼。

证据调查完毕以后，赵玉中又同事故责任人交涉，并向有关部门汇报，取得了省、市两级领导的重视。

正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关的妻子匆匆来到法援中心，说医院开始停药了并发了通知。赵玉中与巢湖日报社记者取得联系，当晚和记者一起赶往关所住的医院。

一进病房，关的家人一下子齐刷刷地跪下。“面对此情此景，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本能地掏出口袋里的200元钱递给了关的姐姐。随行记者也掏出了100元钱给了关的家人。”

赵玉中随后又赶到医生值班室，请求医生能够给予继续治疗。医生说，“除非有人担保”。为救人，赵玉中决定以自己的工资提供担保。赵玉中的举动感动了医生，他表示同意继续治疗。

此后，经过多方奔走和努力，医疗费得以解决。

在关汉春痊愈出院时，他的姐姐特地赶往巢湖感谢赵玉中。“要为我送锦旗，我知道他们的处境，坚决不让她破费。”

没想到，关汉春的姐姐“扑通”一声，给赵玉中跪下了，磕着头说：“我给你磕个头吧，希望你在你的办公室给我留下一个锦旗的位置，让这面锦旗永远高挂在我心中！”

赵玉中眼睛湿润了，赶紧把她扶起来，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转过头去，不让关家人看到自己在流泪……

为了维护关汉春的合法权益，赵玉中和同事一道，又千方百计依法为关讨回了公道，使其得到了46万元的赔偿金。

“我天天盼着它快点长”

2001年的一个夏天，一艘停泊在无为县姚沟港湾的六安货轮，被安庆一艘在航的大型货轮从后面撞上，六安货轮甲板上正在行走的船主的妻子，落水身亡。肇事方指使公安人员要拘留受害方人员……

听着声泪俱下的陈述，赵玉中的心隐隐作痛。扔下手中的笔，他匆匆赶往事发现场。

但是，肇事方拒不认错。而就在这时，港监部门下发了责任认定书：受害方六安货轮负全部责任。案件还未处理好，肇事船却被放走了，死者的家人用头把船梆撞得叮当响，赵玉中表示“决不让死者含冤江底”。

在调查过程中，当地人反映，每到晚上，港湾那边便传来凄惨的哭声。受害人的小女儿天天端一张小凳，坐在船头，问她为什么要坐在船头，几天不吃不喝的小女孩凄凉地说：“我在等我的妈妈回来！”

听到这里，赵玉中再也不忍心听下去了。在他的努力下，案件终于走上了法庭。庭审中，赵玉中如实把所见所闻做了陈述，并提交了大量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

肇事方单位负责人听了赵玉中的代理意见，也被赵玉中的深情所感动。当即表示，虽然根据鉴定他们不负责任，但愿意对受害人赔偿7万元。“这在当时，已属最高赔偿了。”

走出法庭时，那个天天等娘回来的小女孩，面对赵玉中，“扑通”就是一跪。在法院长长的走廊里，膝盖砸地的声音是那样清脆。“8年来，这清脆的声音，我听到了很多很多。我很不愿意、也不想听到这种声音啊……”

贫困的老百姓表达感情的方式，往往让赵玉中“措手不及，也备受感动”。

有一天，一个女子找到赵玉中，说：“只要讨回公道，要多少钱我都给！”赵玉中问她是什么事，女子突然把头发摘了下来——原来她乌亮的头发是假发！

从其声泪俱下的陈述中，赵玉中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该女子是无为县凤凰桥乡人，和丈夫共同经营棉絮加工门市部，生意还算红火。她二胎生了一个女孩后，便常遭殴打，精神恍惚，有一次上机加工，结果头一晕，头发被绞进了机器……她康复后，丈夫提出了离婚。法院一审判决，她仅得5000元。

她不服一审判决，找到了赵玉中。赵玉中决定免费为她打官司。

女子家住乡村，交通不便，每次调查取证，赵玉中都要坐几次小渡船。小船走多久，他就被烈日烤晒多久。

经过努力，二审判决男方又补偿女子7000元。

在第二次执行中，女子还清了部分债务及孩子上学所欠的学费，硬是留了300元钱递给赵玉中。赵玉中拒绝了：“如果收了‘黑心钱’，我会不安的。”

女子见他执意不收，扭头走了。

一年之后，那女子突然出现在赵玉中的办公室。这次，她挑了一担子货物，其中有6只鸡，说是给赵玉中的。赵玉中哪里肯收！

女子跪下，含着泪说：“这几只鸡是我年头买的小鸡崽养的，为感恩你的情，我天天盼着它快点长，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把鸡称一称，看它长了没有……”

在场的人也被女子的话所感动，都纷纷劝赵玉中：“这可是老百姓的一份真情啊！你不收，可冷了人家的心！”

在众人的劝说下，赵玉中只好收下两只鸡。

当选十七大党代表

仅今年，截至8月，巢湖市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320件，咨询1049人次，其中赵玉中办理援助案件55件，来电3600人次，赵玉中办理的其中3个案件被中央电视台做了报道。

“老百姓都非常善良，你帮他办一点好事，他会记你一辈子！”赵玉中介绍，“他们像小喇叭，到处传扬你的好！”

得到过援助的当事人，心里都想着赵玉中，有时在电台给他点一首歌，或打个电话、发短信给他，让他保重身体。赵玉中过去当兵，身体很好，“如今却经常感冒，血压高，心脏也不好”。

“说我一点不图利，不现实也不真实，不图利是不可能的。”赵玉中说出了心里话，“但是，找上门来的困难群众越来越多，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想图钱图利，你都没办法做到。法律援助工作性质，决定我们不能图钱。”

赵玉中不图钱，却时刻想着别人，至今，还在资助几个困难群众，“我工资才1000多元，再过多奉献，也承受不住了，我女儿也在上大学了！”赵玉中告诉本刊记者，“我资助困难群众的事儿，对谁也没有讲过，希望你不要写进报道”。

“我作为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又当选为十七大党代表，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走过我这座桥，享受到更多的阳光和温暖！”赵玉中认为，要用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在我这里，凡是得到我帮助的人，没有一个对政府不满的”。

当选为十七大党代表，赵玉中感到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我与困难群众走得最近，要把他们的声音反映上去。”但采用何种形式、经过哪些程序向党代会表达诉求，却没有一个明确规定。“我将以一名中共十七大党代表的名义，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可否借鉴或参照人大、政协会议形式向大会提出议案或提案？”

电话那端，传来的是朗朗笑声。

“法律援助律师当选十七大党代表，说明律师是党和政府值得信任的一支法治骨干力量，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高度重视。”8月28日上午，就法律援助专职律师赵玉中当选党代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贾午光，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律师是1979年我国“拨乱反正”后迅速恢复起来的一个职业，律师从简单的参与诉讼服务到为所有的国民提供法律服务，已经成为民主法治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律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为我们党和政府所信任的一支力量，律师当选党代表，恰恰说明了这些，这是给我的第一个体会。”贾午光说。

宪法赋予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法律援助工作通过向那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帮助，使得社会成员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从而促进司法公正。

“法援律师赵玉中当选党代表，说明我们党和国家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高度重视，这是我的第二个体会。”作为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贾午光对法律援助制度受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感到由衷欣慰。

13万律师中表现优秀的、为百姓忘我服务的党员律师，当选十七大党代表，说明广大律师只要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贯彻“以人为本”的宗旨和思想，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承认，就会得到广大党员的承认，就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承认，因为我们的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所以，只要坚持做人民的律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就会给你充分的肯定，这是我的第三个体会”。

对于本刊记者“赵玉中当选十七大党代表，如何在全国法援系统宣传”的问题，贾午光介绍，在赵玉中当选十七大党代表之前，他就已经当选为首届全国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

2006年年末，司法部对赵玉中等在内的10位首届全国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司法部领导会见并给他们授奖；司法部还组成“十佳”巡回演讲团，2007年以来在5省进行了巡回演讲；司法部还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开展学习、宣传“十佳”活动，引导法援工作者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思想观念，为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并借助此项活动，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法援工作，使社会各界更加支持法援工作，让更多公众了解并自觉运用法援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我们号召全国法援工作者向赵玉中这样的党员律师学习，就是要时时刻刻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积极维护社会安定与稳定，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贾午光说。

新华社8月2日公布的2217名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的名单中，出现了3位律师的名字。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态势日趋明显，以“两新组织”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的党建工作也渐为执政党所关注。“两新组织”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包括“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种社会组织”。

随后，人们发现，在各省区市的十七大代表中，“两新组织”占有了适当的比例。

作为中介组织，律师业成为新社会组织一员，13万名律师中有40%党员律师，在全国7200万党员中，3位党员律师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

律师当选党代表，当属“破冰之旅”。为此，记者采访了一些党建专家、律师界、法学界人士。

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党代会不同于人大和政协会议

中央党校教授、博导、党建教研部党建原理教研室主任高新民告诉本刊记者，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十七大党代表的社会身份多样。一方面，这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复杂化是相应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多样化，“必然导致社会出现多个阶层，即使在同一阶层中也会有不同利益群体”。政党是生存于社会中的组织，社会结构必然影响到党员的社会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律师被选为党代表，是社会发展和中国政治生活发展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从党的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也要求党扩大自身的代表性，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成为党代表同样是必然的现象。

党代会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可以有利于体现党的代表性，有利于党代会听取来自各行各业的呼声、要求，有利于党内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高新民认为，来自方方面面的党代表，需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映各方意见、呼声，“但是，党代表通过什么程序和环节表达诉求，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

全国律协副会长杨伟程：只有有作为，才能赢得地位

全国律协副会长、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今年61岁，“是律师界一个老兵”。他对律师当选十七大党代表“非常高兴”。

律师是法律人，也是政治的参与人，律师通过自己为社会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不光为了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通过律师工作，“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社会正义得以实现，人权价值得以保证，法律制度得以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得以加强”。

杨伟程说，中共十六大没有一个律师代表，十七大出现3个，“他们是律师界的杰出代表”。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有4名律师，十届全国人大有7名律师代表，全国十届政协委员中有4名律师——这说明律师政治地位逐年在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积极参与执政是党员律师的使命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无党派人士)说，律师当选中共十七大党代表，“说明执政党在逐步完善并加强执政能力，是对十六大提出的新社会阶层的重视，这是一个重要的导向”。

韩德云认为，对社会职业者律师来说，天生就有对政治高度关注、关心和参与能力，“党员律师当选党代表，更能激发执政党成员的责任感，提高使命感，反过来，也能带动我们非党员律师更加积极地参政议政”。

法学博士许志永：律师应利用参政机会推动民主法治进程

34岁的许志永，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讲师。第十三届海淀区人大代表。2003年“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做违宪审查的发起人。

律师成为党代表并不等同于律师参政。律师参政意味着律师积极主动参与代表选举、竞争公职、从事公共服务等政治工作，“而目前党代表的选举基本上不算是竞争性选举，律师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党组织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律师积极参与选举的结果”。

律师成为党代表为该律师参政提供了较好的机会，“但希望律师作为法律人应当具有法律人的理念，应当利用参政的机会推动政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推动民主法治进程”。

许志永希望有更多的律师“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比如推动法律变革，竞选人大代表，竞选公职，等等”。

全国律协会长于宁：让决策机构听到我们的声音

“律师当选十七大党代表，这是律师界的光荣，这在过去还没有过。”全国律协会长于宁，刚从国外回到北京，便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历史性的进步，在党建理论和党对国家管理上，是基本理念上的一个突破。”

虽然他们属于执业律师身份，但是作为党代表，却不同于行业代表，要代表选区和广大党员的意志，要在大会统一安排部署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不可否认，他们这种身份，对法制环境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们也有责任代表这些行业，提出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对我国法治建设和党领导政法工作，要起到应有作用。”

他们之所以成为党代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历史时期，一方面是党对律师业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也是他们当选的社会基础”。

于宁会长说，举办论坛等形式，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就是让大家认识到在法治进程中律师的社会责任，“另外，让决策机构听到我们的声音，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也是我们要做的，相信经过努力，这个渠道会变得宽敞、畅通”。

采访翟玉华、孙发荣和赵玉中三位律师党代表，我思考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三位党代表律师告诉人们什么？二是中国律师参与政治，已开始了“破冰之旅”。

第一个问题，三位律师党代表，都有人格高度和奉献精神。第二个问题，律师当选党代表，中国律师参与政治活动是历史必然。

我越是深入采访孙发荣，越是发现“重庆律师现象”值得研究。

2000年，重庆市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邓继为律师作为市人大代表，提交的《关于制定〈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的议案》，经市一届人大大会主席团讨论被正式列入立法计划，2004年，《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正式颁布。从议案转变为4年后的地方性法规，邓继为律师理应被载入重庆立法史。

韩德云所在的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在2001年2月受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托，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成为律师参政议政的标杆性事件。2002年9月25日，这部法规草案通过立法程序变为正式法规。韩德云在担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先后提出50多个涉及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的议案和建议。

唐波律师提出的不少建议，使三峡库区奉节县基础设施功能配套不齐的问题得以改善；张宗浩律师的议案和建议，推动了当地政府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被誉为“立案冠军”的鲁磊律师先后领衔提出了51件议案、19件建议，许多被政府采纳；被称作“社会公益事业热心人”的市政协女性委员徐丽霞律师，提出的与环保有关的提案，引起政府高度重视；齐飞律师的《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建议方案》的建言获得市委书记汪洋、市长王鸿举向全球“问计求策”活动优秀建言一等奖……

2006年1月11日，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重庆市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律师工作给予肯定，2006年9月28日，在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上，王鸿举又专门倾听了律师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再次肯定了律师的工作。

正是党政领导的这些肯定，重庆律师才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参政议政的空间。反过来，律师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又对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了法律帮助，从而形成了律师、政府在法律框架下的良性互动。

在这种良性互动下，重庆律师才得以作为整体形象被推至前台，其参政议政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面，并成为一种现象。

其实，全国各地的律师，都在用以不同的方式参政议政，田文昌律师领衔的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为刑诉法的修改积极建言献策；上海律协共组织律师为60余部地方法规、规章草案提供专业意见；湖北省政府到香港招商引资每次均有律师参与；女律师康健长期无偿从事对日索赔工作，无怨无悔……

或直接参与立法，或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担当政府法律顾问，或参与公益诉讼……律师以各种形式参政议政，已成为社会管理的一种新型资源，促进法治进程、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展现人道光辉。

有关资料显示，起草美国联邦宪法的55位先贤中，有30位是律师，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39名代表中，有29位是律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参议院中的参议员有60%是律师出身。美国历任总统中，曾担任过律师职务的，占一半以上。不止是美国，在英国、德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政治家中，律师出身者亦比比皆是。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法治步伐，也走得很快。

看到事实是，曹建明、王利明等法学专家，被请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法制讲座。众多法科学子，担起了各种重要职务。

有目共睹的是，十届全国政协第一次有了执业律师身份的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律师人数和全国人大新设立的专职常委中法律界人士的增加，说明中国的法治步伐已大大提速。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10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