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工维权感到快乐
5月7日,拉萨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上午11时,在西藏自治区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内,记者与这位来自南宁的律师进行了一次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赵维奇今年52岁,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几年,赵维奇办了不少为民工维权的法援案件。
6年前,一名四川籍民工在拉萨一工地从楼上摔下,造成4级伤残,民工工头把他送到医院后就不管了。出院后,该民工拖着一条残腿到处申诉,但没有一个部门能为他解决问题。去年的一天,这位民工拄着拐杖,走进了赵维奇的办公室。
看完民工递上来的材料,赵维奇愁眉紧锁:劳动仲裁错过了时效,行政诉讼维权已经放弃主张。按理,这样的案件十有八九是没办法处理的。“既然求到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信任。”赵维奇开始收集有利的证据,并将情况向法援中心进行汇报,又向法院作了详细说明,在起诉时,赵维奇又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案件开庭后不久,这位民工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近20万元的伤残赔偿。
法援中心多数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每到年关,来寻求法律援助的民工排成了长队。“我最多的一次法援是为40多名民工讨工钱,有时我亲自到工地去找工头谈判,尽量不走司法程序。”赵维奇告诉记者,每当看到民工们手拿血汗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他非常开心。
他曾经在西藏当检察官
这是赵维奇第二次进藏工作了,他原来在西藏那曲检察分院当检察官。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
1977年,20岁出头的赵维奇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和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一同分配到西藏工作。当时,西藏电视台组建,妻子是可以进电视台的,但因为赵维奇被分配到那曲农机厂工作,妻子便跟着他到了条件艰苦的那曲地区。1979年11月,那曲成立检察分院,通过考试,赵维奇成了一名检查官。
那曲艰苦的条件没能难倒赵维奇,相反,他喜欢上了这片土地。妻子怀孕后,因她身体虚弱,加上高原又没有足够的营养,这让赵维奇犯难了。妻子一天比一天难受,腹中胎儿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赵维奇只好向组织申请调回广西。1982年,夫妇俩重返故土,赵维奇被安排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工作。
回到广西两年后,赵维奇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在南宁市法律顾问处当起了律师。1994年,赵维奇再次通过考试,获得高级律师职称。
1999年10月,贵州兴义马岭河发生缆车坠落事故,直到2001年,这一事故留下的巨额索赔案还未完全了结。受害者家属组成诉讼团,向广西司法厅申请法律援助。
广西法律援助团成立后,赵维奇成为援助团的4名高级律师之一。他多次到马岭河实地取证,亲自出庭为受害者家属争取赔偿。
“西藏需要我这样的人”
“从西藏回到广西工作后,我还是很关注西藏的新闻。”赵维奇告诉记者,有一次他看电视时,突然发现有西藏卫视台,这让他欣喜若狂,从此几乎每天都要收看西藏新闻。
赵维奇和妻子都是南宁市人,父亲是部队一名离休老干部,女儿已从国外留学回来。作为一名律师,他有着一份不菲的收入。“我为什么又要来西藏,这个问题已有很多人问过我了,坦白地说,是这里需要我这样的人,我也很向往这个地方。”他向记者坦言。
2001年,西藏自治区司法厅组建法律援助中心,赵维奇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心中一阵惊喜。当时他已经48岁了,“人家还会要我吗?”他犹豫了。但他不想放过这次机会,便通过老朋友介绍,又将自己的档案资料寄过去。通过审核,西藏司法厅非常欢迎这样一位热爱西藏的高级律师来西藏工作。到了法律援助中心后,赵维奇才发现他是中心惟一一名高级律师,而整个西藏自治区,具有律师资格的还不到60人,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
“到西藏当律师后,我的收入骤减,还经常要救济那些求助者,给他们买吃的,给他们路费。”赵维奇感到,在西藏当律师和内地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他越发觉得这里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人来为弱势群体主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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