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执行难”是一个老问题，有其深层根源。由于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实际位置，部分行政诉讼的裁判执行起来不能到位。又由于社会信用体系迟迟未能建立，不执行法院裁判的行为“成本小、收益大”，客观上也纵容其愈演愈烈。

要破解“执行难”的阻碍不少，但法院非不能为也。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今年以来组织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进展，就透出这么一条现实逻辑：局部加快推进，建立长效机制。

所谓规避执行，是指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采取转移财产、悬空债务等各种手段，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民间通常冠以“老赖”称谓。初步估计，约有15%的“执行难”案件即属于此。这类行为对司法权威的损害大，解决起来却并不涉及太多体制层面改革。实务中的难点，主要是如何找到被执行人和执行财产，而关键在于能否穷尽司法手段。

从最高法的通报来看，亮点不少。比如，各级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尝试以调查令、委托调查函等方式，赋予代理律师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财产调查权。再比如，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之前，法院系统已经主动与工商、税务、银行、公安等掌握身份信息、财产登记的部门协调沟通，拓宽财产调查渠道。同时，加速对不履行判决的被执行人建立比较完善的名单，以期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正在依法加强民事和刑事制裁力度。对查实的一般规避执行行为，充分运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予以惩戒；对情节严重的规避执行行为，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据最高法透露，近期将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涵盖了执行的主要步骤——查找财产、追回财产、追责打击——力图建立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长效机制。

上述举措为破解“执行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但能否持续“给力”，还要看两方面的回应。一方面，各级法院要不打折扣地落实最高法的精神，在法律框架内，主动地、有创造性地提高执行效率。最基本，应该切实做到执行公开和规范化。换过来说，如果个别法院本身就“难执行”，就不能积极依法执行，那么破解“执行难”就无从谈起了。

另一方面，“执行难”是一个社会综合问题，法院有所为，全社会也应跟进，方能真正建立长效机制。调查财产时，金融、房地产管理、国土资源、车辆管理、工商管理等各有关单位的协作配合必不可少。最终而言，仍是要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从根本上完善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