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办理农民工法援11.9万件 中国律师在行动

    日期：2008-05-04     作者：杜福海    阅读：2,774次

“农民工问题是具体的民生问题。他们所遭遇到的欠薪、工伤等问题，能否依法得到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合谐与稳定，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实现。”

“律师行业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宗旨所在。”


“中国有2亿多的农民工，解决他们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全国律协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律师说：“我们应该具备面对困难的积极心态，这些困难正是这份事业的魅力所在。”

2008年4月28日----29日，“‘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总结暨推进会议”在京举行，有46位来自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会议。

作为律师，他们普遍薪水不高，但他们更关心、更努力争取的，是一个群体----农民工的薪金，在他们代理的农民工维权的案件中，欠薪案占受援农民工的91.3%。

律师结缘农民工

“北京如此之多的美丽的基础设施，都少不了来京务工的农民朋友的贡献。”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北京的变化，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代表丁雅姗女士兴奋不已：“我的一些朋友来到北京，惊奇于北京的变化，拍下了很多照片作为纪念。”

2007年初，丁雅姗女士开始与农民工、律师、法律援助结缘。在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协调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由比利时政府出资资助“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陕西、四川等15个省建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使拥有这一专门机构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增加到21个。

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意见被媒体评价为“中央一号文件清理取消各种歧视农民工规定”。

在这一问题上，作为律师行业主管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积极响应政策，努力推动律师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成为行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的重要举措。2006年1月，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专项支持出资100万元。

9个月以后，第一批专门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在河北等6个省建立，资金来自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优秀学子”项目。

感激之情超过100%

“虽然没有拿回100%，但我们的感激之情却超过了100%。”四川省平昌县农民工李洪兴讲话时头总是在动，这时所有抓拍到的照片都是虚的。

2007年4月中至5月底，李洪兴和来自四川的另外67名农民工，在北京丰台区科丰桥做建筑工。工程完工后，公司不仅拖欠他们的工资，甚至将他们赶出工地。

几经波折，这些农民工找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时福茂等援助律师热情接待、引导这些农民工依法维权。通过律师调查取证、提起诉讼，历时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在2008年4月代理68名农民工讨回了应得工资的80%。

李洪兴说：“这么长的相处期间，律师们没有收取一分钱的报酬，没有喝我们一杯水，没抽我们一支烟，为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农民兄弟们却付出了100%。”

据佟丽华律师介绍，一年多以来各地工作站办理了5148件，涉及农民工12457人，涉及金额1.3亿元左右，其中已经办结3500多件，帮助7000多农民工拿到了3500多万元，还为农民工提供专业、便捷的法律咨询服务。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咨询量是36164件，有15万农民工从中受益。

根据统计，2007年一年，全国各地的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11.9万件，受援农民工15万多人，其中讨薪类案件52458件，涉及工伤等人身损害案1.4万件。

“根据历年统计，律师至少办理全部法律援助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贾午光说：“依托律师事务所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这种民间形式的法律援助，是对政府法律援助的重要补充。”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秘书长邓甲明说：“律师作为现代法律服务业的主力军，在加快新农村建设、破解三农问题、维护好和发展好农民利益方面，负有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上紧了发条的时钟”

“即使我身在其中，也常常受到震撼。”佟丽华律师这样评价法律援助律师。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怎么想到要做公益律师的？’如果现在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现在所做的工作和我选择律师行业的理由一致----能够真正体现律师的价值。”景建国律师说。

2006年11月10日，重庆市律师协会三峡库区农民工维权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时，景建国辞掉一份让人羡慕的政府部门工作，已经三年了。

三年后，他又辞掉了“赚大钱”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做起公益律师。这一年，景建国律师拒绝了所有商业案件，专心做了40多件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与景建国相比，伍富国的加入也许更顺理成章。作为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优秀学子法律援助爱心行动”项目的参与者，伍富国已经有两年的法律援助工作经历。

2006年，中国法律援助基会会与重庆市律师协会合作，在该项目基础上成立了三峡库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经过严格考核，被推荐到这里的伍富围继执业律师景建国之后，成为维权中心的一名法律援助工作者。

同“生活非常规律”的前一份工作相比，维权中心就像突然扭紧了发条的时钟，分秒必争，时不我待，事必有待：“来到维权中心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抛开忙碌的工作日不说，常常刚端起饭碗、刚躺到床上，睡到半夜或清晨的时候，也会有农民工打来电话；周末只要不关机，就会接到受援农民工的电话，假期里也是这样；经常加班，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家里用手机加班”。




2005年9月8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他们的经验随后在20个省、市、自治区推广。从建站第一天到2007年8月31日对受援助农民工的统计显示，欠薪案件占全部法律援助的91.3%。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196名受援农民工中18至35岁之间的有1026人，占46.8%，几乎是统计人数的一半；另外，36至45岁的比例达到了32.7%，“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大多要承担子女上学及赡养老人的负担”。“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打工收入已经是其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文化低易采取过激行为

2196名受援农民工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0.3%、高中7%、初中67.6%、小学24%、文盲1%。92.7%只有初中或以下文化，他们“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工资水平较低”。“一旦权益受到侵害，他们往往不知道该怎么依法维权，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

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欠薪案件中，群体性案件比例非常高，11人以上的案件高达94%。

2001年底，工程做完了，但是来到北京打工的郭某等68名农民工却始终拿不到工资。

郭某先后从河北到北京找用人单位20多次，找过劳动监察大队，找过区法院、找过中级法院……均没有结果。

68位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最后决定，以极端的方式向包工头讨要欠薪。

法律援助律师劝阻他们打消这个念头，然后开始通过法律“讨薪”征途，提起行政诉讼、提起民事诉讼，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令法院作出68份民事判决，在做出7500元的让步后，农民工最终总算拿到了30000元的工资。

法律程序时间过长

“拖欠5年的工资，到头来，包工头不但没有支付任何的赔偿，却少付出7500元。”承办律师用“委屈地划上了句号”来形容结案：“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纵容违法者变得更为嚣张。”

用时还有更长的，从法律规定的程序上来看，职工发生工伤后到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其中至少要有三个阶段：一、申请工伤认定；二、劳动能力鉴定；三、工伤待遇索赔(劳动仲裁、民事一审、民事二审)。

“以上所有程序走一遍，总共要3年9个月，如果有延长，会到6年7个月。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将全部程序走完，但法律规定中却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包工头是维权障碍

在2196名农民工中，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135人，占总数的6.2%；其中35人自己并没有合同，而是在用人单位处。大量农民工仍然游离在劳动合同的保护范围之外。

跟随包工头打工的有1829人，占到了总数的83.3%，与工作站一年统计的87%的数字相比，包工头的数量并无大的变化，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包工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但他们的存在，隔断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间的直接联系，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和工伤保险参保率低的重要原因。

当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或发生工伤得不到赔偿时，包工头又是维权的极大障碍。

耿某在建筑工地从事钢构安装时从高处坠落受伤，导致半身瘫痪，伤残三级。因缺少证据无法认定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耿某无奈只能以包工头为被告要求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在法官调解下包工头同意支付18万元赔偿金，但达成调解协议后便不知所踪，耿某至今未得到任何赔偿。

有些包工头在得不到工程款时，就利用农民工以讨要工资的名义，恶意讨薪，这样一来，农民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会因为违法行为受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