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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写入宪法，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条中的‘保护人民’改为‘保障人权’。”在刚闭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达列力汗・马米汗表达了与会者的共同心声。

在这次会议上，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下称二审稿)继续提交常委会审议，立法者们从细节入手，提出了实现“保障人权”的若干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如何更有操作性?

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同年5月12日至15日，商丘市检察院分别对涉嫌刑讯逼供和玩忽职守的公安干警立案侦查……

刑讯逼供，历来为民众诟病，也是立法者力图根治的痼疾。其根源之一在于，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得不足。一审稿令人眼前一亮: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面，新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我国法律中一直有这个精神，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此也有明确要求。”一审时，沈春耀、辜胜阻委员提出，实践中，刑讯逼供禁而不止，必须改变“口供为王”的状况，增加这一规定非常必要，要坚持。

这也是二审时委员们的主张。贺一诚委员还提出，二审稿在规定“不得自证其罪”的同时，还有“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项原则存在对立和矛盾，将来实际操作会引发问题。

对非法证据的庭审调查程序，南振中委员指出，二审稿规定由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线索或证据，或由侦查人员等有关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前者在诉讼活动中基本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可以获得执法人员违法证据的手段和措施;让后者出庭说明情况，如确实违法，无异于让执法者自证其有罪。”他建议，法庭对非法证据的调查以全程连续的讯问录音、录像为依据。

对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二审稿规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应当排除。列席此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陈舒、张淑琴均对此表示担心，认为给了非法取证较大游动空间。

2003年6月4日，四川省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犯罪的李桂芳刑事拘留。李反映其3岁的女儿思怡独自在家，请求通知其姐姐照顾。因没有通知到，17天后，人们发现，小思怡已饿死在家中多日……

让亲人第一时间知道行踪，是每个人的愿望。一审稿设置了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这一规定引起较多反对。

据悉，2011年8月底到9月底，全国人大通过网络征集到7489人的80953条意见。其中，比较多的意见担心该条款易被侦查机关滥用，造成秘密关押拘捕，建议一律通知或规定“不通知”的最长期限。

吸纳民意，二审稿新增规定:有碍侦查情形消失后，应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家属;逮捕后，除无法通知以外，应一律24小时内通知家属。

对此，范徐丽泰委员很赞同:“这平衡了侦查的需要以及家属的知情权。”

来自香港的吴清辉代表在肯定新规定的同时提出:“草案规定，一般都在24小时之内通知，这是非常好的，可是司法实践中，能不能都做得到呢?”

小思怡的例子，也为委员所关注。一审时，沈春耀委员就此建议增加规定: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可以监视居住。二审稿吸纳了这一建议。

针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陈舒建议，明确公民在强制措施前得到辩护的权利，“保证相关机关在审批时，能够充分听取控方和辩方的意见，增加制衡和及时纠错的力量。”

辩护人行权，咋能避免“提心吊胆”?

“刑事辩护律师一不小心就会‘触雷’……”“注意不要擅自单独收集证据，对公安、检察官、法官要客气……”这是网友交流避开刑事辩护风险的心得。

这种无奈，缘于“悬在律师头上的剑”――现行刑事诉讼法、刑法中有关“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即辩护人不得帮助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否则要承担刑责。

一审稿将辩护人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在征求公众意见时，这依然被看做对律师有歧视色彩。为防止该条被滥用，二审稿新增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应当由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这一点显示了我们法治的公平正义原则，社会舆论反映非常好。”二审时，李连宁委员表示。

陈舒认为，这一条依然有不足，“法律并没有对其他法律从业人员有类似的规定，这是一个失衡的、歧视性条文，将辩护律师列入了需要特别防范的潜在的‘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敌对者之列。建议删除‘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句子”。

   关于会见，草案基本实现同律师法的衔接:律师可持执业证书、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看守所应及时安排，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会见不得被监听。但也有例外，二审稿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期间会见应经侦查机关许可。

列席会议的陈瑞爱代表担心，“至迟不能超过48小时”、经许可会见的例外情形，会限制律师会见，不利于保障人权，建议删除。

贺一诚建议，为强化司法机关对律师辩护的保障，将有关辩护人制度中的“可以”均改为“有权”;在侦查期间，对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但应排除监控与辩护人之间的通讯，以切实保障辩护人有效行使辩护权。

同步录音录像，所有案件均“应该”?

2007年10月，涉嫌贪污犯罪的西安市灞桥区某校原副校长王某在讯问中，突然提出有人解了她的衣服。该区检察院领导和负责录音录像的干警，当即回放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给她看，王某无话可说。最终，她交代了贪污的犯罪事实……

很多人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可以反映讯问的全貌。在南振中看来，这是法庭认定非法证据的最重要依据，他赞同二审稿的规定:侦查人员讯问时可以进行录音或录像;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录音录像应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但与此同时，南振中、张淑琴也认为，应将对所有刑事案件讯问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作为法定要求，建议把条文前半句的“可以”改为“应当”。

据此，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拥有刑事侦查权的，除了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还包括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均应实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自2006年以来已经全面推进该项工作，其他机关尚未着手。

考虑到侦查取证的实际需要，二审稿增加在现场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的规定。草案删除一审稿“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对侦查取证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条款，理由是需“继续探索”。

此外，在审判程序中，二审稿新增规定，对发回重审的案件，除了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

“刑事诉讼的目的，除了追究犯罪，还在于保证无辜的人不受追究，这是一条底线。”徐显明委员说，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以合法的方式侵害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的错误;公、检、法三机关要强调制约关系。

“赞成本次常委会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汪光焘委员表示。2011年12月31日，本次常委会作出将草案提交明年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