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下关区检察院推行“律师在场权”制度

    日期：2007-02-01     作者：吴杰、石鸣    阅读：2,618次

    “你可以提出申请，要求你的辩护人在场旁听检察官对你的讯问。”检察官的目光从厚厚的卷宗上抬起，提醒眼神游移不定的杨刚。

“什么意思？”只有小学文化的杨刚很难从这一连串的专业名词中捕捉到信息。

“我们在对你讯问时，你聘请的辩护律师可以在旁边陪你，并给你提供法律咨询，”检察官解释。“那太好了，我马上请律师。”杨刚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心里感觉踏实了许多。

来自河南的杨刚几年前开始就在南京从事挖掘机租赁施工，他和从事渣土清运施工的张强既是老乡，又是生意上的伙伴。后来，两人因故在生意上产生了一些矛盾。

去年8月15日晚上，杨刚正在南京市建宁路一个工地施工，和他有点矛盾的张强突然闯来和其吵架。杨刚不予理睬，张强就跳进挖掘机的翻斗阻碍杨刚施工。杨刚怒气冲冲地从驾驶室下来，也跳进了翻斗，两人厮打在一起。

杨刚身强力壮，张强不是他的对手。杨刚将张强拖离翻斗，一直拖出去六七米远，然后扔在水泥地上，准备继续回去施工。不料，张强的头部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就不动弹了。张强被送到医院时，已因颅脑损伤继而发生脑疝死亡。

第二天，杨刚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半个月后被批捕。这半个月中，两家矛盾激烈，张强的尸体被停放了半个月，调解工作一直没有取得结果。此案进入了公诉阶段，死者的家人同时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

莽汉失手打死人

从被刑事拘留的那一天开始，杨刚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自己失手把张强摔死了，巨大的恐惧使他彻夜失眠。

在看守所外面，两家人为了赔偿事宜闹得不可开交。张家人不愿火化尸体，要求先做赔偿。杨家人觉得杨刚还在看守所，还不知道到底会怎么判刑，而且一时见不到杨刚，也不好马上作出决定。

双方僵持着，直到案子进入公诉阶段。执行公诉任务的检察官第一次讯问时，来自广东的吴律师就出现在了讯问室里。见到了自己律师，杨刚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自己的律师在场，让杨刚放下了心里的包袱，供述较为完整详细，具体到了每一个细节。在场的吴律师立即发现了两个关键点：对方阻止杨刚施工在先，接着在打架过程中杨刚失手导致张强死亡，应该是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而依据法律规定,只要在民事赔偿方面做得让死者家人满意，杨刚最终有希望得到缓刑。

讯问结束后，吴律师马上跟公诉人提出了自己想法，表示会尽力协调好赔偿的问题。

在吴律师的斡旋下，两家人最终在公诉之前达成和解，杨家答应赔偿张家30多万元。2006年底，杨家将赔偿款支付完毕，张家撤回了民事诉讼。

与此同时，检察院认为杨刚是和张强发生纠纷，继而打架导致失手伤人，杨刚在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伤害对方的想法，因此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其提起公诉。

鉴于民事赔偿部分已经在庭外和解，且杨刚是初犯，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在今年1月5日判处杨刚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律师出场判缓刑

不支持的理由：

运用录音、录像手段可以保证整个讯问过程的再现，确保客观、真实、可靠，不必确保律师在场，也不必对长期实行的侦查讯问模式进行大幅度改变。

建立“律师在场”制度的成本相对较高，法律关系较复杂，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人为因素以及可能出现的“串供”问题，难免会让侦查人员有所顾虑。

也有警官、检察官不支持“律师在场”

支持的理由：

辩护律师尽早介入了解案情，可以了解第一手材料，为辩护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讯问笔录与嫌疑人所陈述的内容一致，从而保证口供的真实性。律师在场制度能够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防止刑讯逼供。

法学界和律师界多数支持“律师在场”

律师在场引争议 且听检察官怎么说

检察官回应：

下关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李艳说：“这个案子足够体现出律师在场的好处。如果讯问时律师没有在场，就没有机会提早了解案情，也就不可能尽快促使民事和解。一旦到了开庭时还没有达成和解，判决结果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

2006年3月，南京市下关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开始进行这种“有好处”的尝试，起诉阶段中所有有辩护人的案件，都适用了辩护人在场权制度，其中辩护人接通知后享受这一权利的达到80％。

李艳介绍，这一制度发挥较好的办案效果，对检察院、法院和涉案各方都有好处。自从给予律师在场的权利之后，几乎没有翻供的情况出现。因为有律师在场，刑讯逼供肯定不会出现。讯问中，律师不仅安稳了犯罪嫌疑人的情绪，而且是讯问过程中的一个见证人。“讯问结束后，律师可以审阅核对讯问笔录，因此该证据得到了固定，避免了因为变更强制措施给案件可能造成的证据变化风险。”她说。

“同时我们明确辩护律师只有旁听权，没有询问权，在公诉人讯问过程中，辩护律师不能插话，不得以动作或者眼神干扰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该院检察官强调。

检察官回应：

虽然律师在场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下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梅琨也承认：“检察机关对律师一向有排斥心理，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坐在天平的两端，对抗的心理存在已久。”

检察机关不希望律师在场，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律师可能给犯罪嫌疑人以各种暗示、提示，干扰办案。主观上，刑事案件的律师一向被认为“得了好处给坏人说话。”所以在审查阶段，办案人员对律师一般都心存排斥心理，彼此的合作机制远没有达到像国外的“辩诉交易”那样自然。

“律师在场权的推行，是一个理念的转变。”梅琨说，“律师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和律师在表面上是对抗的，但这种对抗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共同追求案件的公正处理。”梅琨认为，检察院应该欢迎律师在场，检察官和律师要从对抗走向合作。

目前，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基本在封闭状态下进行，一旦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翻供并自称受到刑讯逼供，侦察机关很难证明讯问是合法的，“律师在场”避免了诉讼风险。

孙勇(南京市三法律师事务所主任，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孙勇认为：“下关区检察院推行的律师在场权总的来说有两个好处，第一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第二是保障了律师执业权利。”

孙勇还跟记者讲了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有一次他去南京某区检察院要求会见当事人，但是检察院的科室负责人说承办检察官不在。过了两天孙勇再去，承办检察官说负责人不在，没人签字，再过了两天孙勇第三次“光临”，被告之承办检察官休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就这样，孙勇连会见的权利都没享受到。

对于下关区检察院的律师在场权制度，孙勇至少看到了两点好处，被告人的人权得到了保护，刑讯逼供、车轮大战等将不存在了，另外，在场的律师能较早了解案情，为辩护做充分的准备。

孙勇说：“在西方不少国家，没有律师在场的口供是无效的，但是我们的口供还是证据之王。如果侦查阶段的讯问能让律师在场，实在是律师之幸，法制之进步。”

孙勇认为：“下关区检察院的做法非常具有挑战性，要迎接这个挑战，必须按严格的程序规范办案，提高讯问的水平和技巧。”这与梅琨的话不谋而合：“以后对检察官的要求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