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利川干部死亡事件调查:村民对其工作认可
利川冉建新死亡事件
冉建新所在的都亭街道办事处既包括利川市最繁华的地区,也有城市扩张方向上正在和即将征收的大量农田。几年来,城市规划与私房传统,房价高涨与拆迁农民无保障的矛盾一直在积累,冲突和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冉建新的死亡并不简单是一个刑讯逼供事件,而是又一次关于土地和拆迁的悲剧,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拆迁户而是拆迁户这片土地的管理者。
离开利川市繁华的市中心沿着体育路向江边走,沿路两旁的房子并不规整,一式一样。这是冉建新所在的都亭办事处教场村七组的土地,七八年前从老房子翻修成四五层高的水泥楼房,一楼大多做成了商铺或者饭馆,如果不问当地人,从外观上看这里与利川市区已经融为一体。再往前走,教场村八组正在重复着七组的城市化过程,路边既有上世纪60年代之前建造的土坯老房子,也有正在打地基的工地,其他大部分的是已经建好的新楼房,同样是不规整,样式全凭房主自己喜好,但是全都建成了7层半高。
谭平(化名)的房子并不沿街,外观也选择了低调的灰色,但是立在周围鲜艳的楼群中反倒显得现代和特别。走进楼里却没有外表那么气派,楼梯连护栏都没有装,台阶上的水泥没有抹平,墙壁也没有粉刷还裸露着水泥。谭平和妻子住在二楼,门只是一块破旧的薄板,房间里是粗放的大开间,只有一张床,没有家具,日用杂物就散放在地上,墙边砌了一个灶台就算是厨房。谭平告诉记者,这栋房子的造价是40万元左右,除去积蓄和老房子的折旧费,他还借了十几万元,粗粗建好之后实在没钱装修和买家具。但是,他对现状已经很满足了,一楼已经被当做仓库以每年6000块钱的价格出租,楼上的房子也以每层每年3000块钱的价格招租。同失地后毫无收入相比,修房子让他找到一个可靠的经济来源。
这种自己修房子的方式是利川市的传统,当地人告诉记者,原来住平房的时候外面有一个院子,翻修时候就按照院子的大小做成楼房的地基,也有人会在自家的田地里圈地盖房子。教场村八组进行的改造也遵循着这个传统,统一把旧村推平,一推一修之间村里可供建房的土地面积增加了,然后按照每人48平方米的标准重新分配地基。谭平告诉记者,人口多的家庭不全修成房子,而是卖一块多余的地基。现在地基价格涨得很快,前年只要20万元,现在最高能卖60万元了。卖一块地基修房子的钱就有了,不用像他这样一边借债一边修。重庆人王先生买的就是村里沿体育路的地基,不用担心繁琐的手续问题,只要交给村委会3万块钱水电管线工本费和管理费,他就可以在这里安家做生意了。
这看起来利民创收的模式按规定应该经历一番程序,农业用地转为建筑用地,利川市规划局的许可,建设许可,另外如果像王先生这样并不属于教场村人,是不允许私下买卖土地建房的。但是在利川,这些规定一点都不深入民心,整个城市里就像一个大工地,每条街都有人在拆房子和建房子,谁是合法的,谁又是“三违”很难分清。
政府的压力
冉建新是这一区域――都亭街道办事处主任。他负责管理这一带。
2005年,冉建新从利川市司法局局长位置调任都亭街道办事处主任,现在同事们看来,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是属于重用。因为这段时间前后,利川市的财政来源发生了变化。原来国家级贫困县利川只有卷烟厂一家大型企业,烟草行业的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2005年在湖北省烟草行业的兼并重组中,利川卷烟厂与武烟集团合并。失去了烟草这一支柱产业,利川市新的财政来源是立竿见影的土地市场。而都亭办事处的辖区范围是城市主干道清江大道以南的大片区域,教场村、榨木村等有大量待开发的农田,也是城市发展的方向。
2008年,利川市成立了土地储备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任,组成人员还包括国土、发改、财政、建设、规划、房管等部门负责人,冉建新因为辖区的特殊地段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成立之前,以清江大道为轴,利川早期的商品房项目丹桂园、土产小区等都是地产公司从改制的国有企业收购土地,政府只收取一定数目的管理经费,现在土地的收购、储备和出让全部由委员会垄断了。它的效率很高,在2010年公布的财政数据里,2009年利川的财政总收入超过7.3亿多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首次突破3亿元,而这其中有1/3是土地收益。
但是土地财政跟利川长久以来的自己建房习惯产生了矛盾。根据利川媒体报道,利川本地常住人口只有十几万,有七成以上从农民手里买地自己盖的私房。“政府大规模卖地,但是还要保证耕地红线应付国土资源部卫星片区检查,并且减少将来征地拆迁时的补偿成本,建私房的现象就必须严管。”利川一位干部告诉记者。2008年利川政府开始紧抓违规建房、私自圈地交易土地、无资质私自开发房地产的现象,都亭辖区里既是城市的重点规划区,也有宜万铁路、滨河路重点工程建设,是清查“三违”的主要区域。
清理“三违”是一个棘手的工作,从火车站一出来到利川市区,到处能够看到买卖地基和私房的小广告。利川市一个干部告诉记者,利川就这么大,都要在这儿生活,拆别人家的房子本地干部都不怎么积极。而且,花钱买地基建私房的许多都是各乡镇的干部、公务员,这成了整治“三违”工作难以推进的障碍。去年夏天,分管的副市长在“三违”整治会上直接质问是否已经对干部参与“三违”明确“亮剑”――“政府觉得整治‘三违’要先管住干部,干部管好了,老百姓也好管,因此让纪委书记李伟来负责这个工作。”
李伟用强悍的作风压住了一段时间。“三违”办组织了两个班,一共60多人,一天24小时在街上巡逻,看见盖房子的就让停工。但是等他一去党校学习,私房又偷偷建了起来。刹不住违建除了干部参与其中,也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建私房和卖地基已经不是解决住房问题了,而是找生计。从利川市南部的边界宜万铁路往北到商业楼盘聚集的清江两岸,可以看到大片的农田都已经撂荒,都亭办事处榨木村村民告诉记者,这个区域内的王家湾村、榨木村和教场村的土地已经基本都征完了。村民告诉记者,这一片区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和青苗费加起来每亩地补偿4.15万元,然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收入。打通滨江路时,负责征地的工作人员曾经向村民们保证,滨江路修好之后就是一个旅游点,村民也可以做生意维生。可村民花了几万元投资的旋转木马和玩具电动车还没有摆过一个夏天,城管就清理了滨江路上所有的摊贩。
失地农民反对这种没有保障的征地行为。周雄(化名)研究了从中央到利川的关于征地的政策和文件,还把这些内容复印出来给村民们发放,给市委书记写信、上访和向国土资源局申诉。上个月的18日,利川的房地产公司力拓公司到榨木村十组已经征收的50亩土地上建围栏,跟前来阻止的村民发生了冲突。“这块地政府以9800万元卖给了开发商,而我们每亩地才得到3.2万块钱。”村民告诉记者。还有村民用青砖把曾经是自己的、现在已经征收撂荒的土地围起了墙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冉建新所支持的建房其实缓解了这种矛盾。教场村八组旧村改造是赶在政府还没有规划之前占先机,让谭平这样的村民住上楼房,依靠租金过日子,也能通过卖地基给王先生这样外地人的方法得到一笔资金。手里所剩土地更少的七组已经建不了这样的安置小区了,他们在村里不大的空地建起了一栋22层的高楼。生产队没有钱工程款由工程队垫付,等村民们都分到房子之后再分摊所有成本。除了这样生产队组织的建房,都亭街道其他村落还有相当多明确界定的“三违”建筑,龙潭村路两旁错落的房子上都被写着鲜红的“停”字。李伟自己在视察中,还发现了都亭普安村4组的村民私自建设了一条横穿10亩梨园的道路,道路两旁都已经圈占好了土地,准备打地基。
“冉书记说,已经建起来的不能让人拆掉,就建着吧。主要抓还没建的。”村民告诉记者。在“三违”整治中不那么全力以赴的街道办书记冉建新,碰上了铁腕的纪委书记李伟,工作中的冲突不可避免。“冉建新是14个乡镇书记中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个,书记们都喊他‘二哥’,他又掌管着市里重要的地区,办他对其他人有威力。”冉的同事说。
“冉二哥”
“在利川,冉姓和牟姓是公认的两个大姓,都是一条藤上传下来的,没有乱派。”冉锐(化名)告诉记者,从房谱上论,冉建新是自己的叔叔,不过两个人并没有血缘关系,是朋友般的相处。“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他,当时冉姓在利川有3个在政府里工作的年轻人,冉建新是其中之一,很让人羡慕。”冉建新让人羡慕的地方还不仅如此,冉建新原来的同事告诉记者,冉建新的父亲是利川建市后的第一任特派员,后来做了都亭派出所的所长、劳动局副局长,冉建新的母亲是原来西城公社的副书记。包括冉建新现在任职的都亭街道的一部分当年都属于西城公社的管辖。“冉建新的母亲是一个大嗓门、泼辣的人,搞农村工作很有一套,公社的棘手问题、老百姓之间的纠纷,都找她解决。现在利川40岁以上的人对老太太都有印象,非常有威望。”冉建新的同事告诉记者,冉建新母亲的工作能力被市领导所倚重,每到过年过节历届领导都会去冉家拜年问候。
1980年冉建新财校中专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利川检察院经济检查科工作,上班没有几年又获得了到武汉大学政法系带薪学习的机会。与冉建新差不多同时进入司法系统的老同事告诉记者,那个年代进入司法系统的人很多都是当兵出身或者通过其他坎坷的途径。冉建新不同,他是学生出身,一路顺遂没有遇到过挫折,性格又很像他母亲。所以“工作方法就很简单,有什么就说什么,不会委婉迂回。他从小又见多了领导,不像普通家庭的小孩那么在意领导的想法,工作上不看领导的眼色”。在老同事看来,这是机关里的大忌。不过在冉建新年轻的时候并未影响到他的仕途。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检察院成立反贪局,年龄和学历都有优势的冉建新当上了副局长。不久他与门当户对的游小玲结婚。游小玲的父亲是利川市的组织部副部长,在当地的口碑也很好。在来都亭办事处工作之前,冉建新一直在司法系统里任职,从反贪局副局长一直做到司法局长。“在冉建新之前,都亭的4任领导都因为各种原因出事儿了,市里面就想选一个懂法律私心小的干部,选上了冉建新。”2005年,冉建新从司法局长调任都亭办事处书记。
冉锐也认为冉建新不是一个重私利的人。他在冉建新辖区之内做生意,但是他告诉记者,自己从来没有开口让冉建新帮过忙。“跟他交朋友如果想处得长久,还是不总麻烦他办事才好。”不过,冉建新又是一个很讲朋友情谊的人,公家消费的时候,冉建新还会照顾着冉锐的生意。他是一个没有官架子的人,“走路遇上老百姓,肯定是他先开口打招呼”。在冉锐眼里,冉建新也很有同情心,“有时候吃工作餐,他会喊上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朋友,反正是公家买单嘛,吃也就吃了”。冉家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因为人缘好,利川市里的朋友圈都称呼他“二哥”。
从司法局长到都亭办事处书记,工作的强度大增。冉建新的妻子游小玲告诉记者,办事处的事情特别多,群体事件要处理,安全事故要处理,后来的征地拆迁更是书记必须在场。“周末不休息不说,有时候半夜一个电话就走了。”教场村八组在没有改造的时候住的都是土坯矮房,下大雨就有倒塌的危险。村民们告诉记者,每次下雨冉建新都会到村里来,一个是带人把河里的船拉上岸防止涨水撞坏桥,一个是从老房子里背老人出来。八组的村民对他的工作非常认可,这也符合利川的乡土规则。利川法院法官赵龙告诉记者,市司法局在汪营镇捐修了一条路,同事们特意说成是当地在司法局工作的员工争取到的,老百姓就很高兴。而在此之前,两个姓甘的干部回家祭祖,车陷在路上出钱都没人帮忙,只因为这两个干部没有给老家做好事。“这是外地官员和本地官员不同的地方,外地官员追求到政绩调离了,具体办事的本地干部却要面对老百姓,不愿意把关系搞僵。”赵龙说。
祸起拆迁
沿着体育路走出教场村就是还未完工的观景滨江路,现在清江两岸正在修建五星级酒店,高级酒店公寓和包括网球场和迷你高尔夫球场的国宾接待区,到处悬挂着高档楼盘的广告,告诉路人这里是利川最接近世界的地方。过清江再往南,是去年底通车的宜万铁路利川站。冉建新上任以来,火车站和滨河路两大工程是他的工作重心。
整个火车站工程分为两部分拆迁,第一部分是2003年开始的为了修建铁路拆迁了都亭街道办事处榨木村九组的十几户村民,第二部分是去年开工的站前广场工程。铁路上拆迁时,补偿低,安置做得也不好,快8年的时间里村民一直在闹,所以到了站前广场的拆迁,工作很不好做。榨木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虽然有统一的补偿安置标准,但是每家的情况和要求都不一样,这一次拆迁的村民很慎重,拆迁的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地谈判。
“补偿不到位老百姓就不搬,冉建新想给老百姓多争点利,并没有强拆,可是进度迟缓,挨了纪委书记李伟的批评。”冉建新的同事告诉记者,冉建新的性格很刚烈,对批评不服气。双方都闷闷不乐。差不多同时,都亭办事处的另外一项工程滨江北路建设又出了事。冉建新的下属被怀疑在拆迁工程中用修建假坟头等手段骗取补偿。“第一次‘双规’了大约10天,态度很好也把事情说清楚了。放出来没几天又第二次‘双规’。”冉建新的同事告诉记者,冉建新因为这件事情找过李伟,认为广场建设工程要推进,人手本来就不够,还要“双规”人。如果真有什么事情干脆就调人来,没有什么事情就把人放了继续工作。冉建新当时的口气不太好,双方又一次不欢而散。很快这次冲突的来龙去脉就在利川官场上传开了。“朋友请我们夫妻吃饭啊,打电话啊都说冉建新对领导态度不对,赶紧道歉。”游小玲告诉记者,冉建新也意识到了问题严重。他自己去跟李伟道歉,拜托市里四大班子的老干部去说和,还找朋友去请李伟吃饭。
可是道歉事件还没有告一段落,教场村八组的问题就被揪了出来。滨江路的修建把教场村八组的村民分成了两部分,体育路以西的村民被安置进了政府规划的林苑小区,体育路以东的163户村民依旧住在土坯房内。因为年久失修,几年以来相继倒塌了16座房子,并且每到下大雨,村干部和冉建新都要到现场查看。教场村的村干部告诉记者,村里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既然西边的村民住进了安置小区,东边也要求同样的待遇。东边的村民闹遍了都亭办事处、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甚至有村民因为砸烂国土资源局的办公设施被拘留过。2009年八组自己研究了一套拆迁方案:体育路以东的老房子全部推倒,规划出纵横相交的街巷,然后按照人口重新分配宅基地。村干部告诉记者,拆迁的经费由村小组用卖宅基地的方式筹措,都亭办事处也补贴了一些拆迁经费。
但是,李伟主抓的禁止“三违”建设中,早已经控制了农民自拆自建房,而且政府拆迁的补偿标准是每人40平方米的宅基地,校场村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因为八组这块地还没有被纳入政府规划,在老百姓自己手里,所以村里的土政策是给八组西区600多人每人多补偿了8平方米。平摊到100多户人家和出卖的宅基地上,村里自己的土地不够了,占了一部分政府已经纳入规划的地。虽然教场村的村干部告诉记者,政府当年修体育路的时候,先占了他们的地才导致村里的宅基地不够分只好去占政府的地,并且他们请国土部门来丈量、算账,村里和政府互占的地相互抵消后,他们只占了政府2分多地,如果再加上政府纳入规划但是没有补偿给村民的部分,他们并没有多占,但是,2010年11月,冉建新还是以在拆迁和“三违”中失职渎职、不作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被纪委“双规”了。
有预兆的“双规”
冉锐最后一次见到冉建新是在他被“双规”的前5天,当时县城里已经有了些风声鹤唳的气氛。“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喝酒,一个朋友提醒他,最近都亭办事处的人员变动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如果他真的有什么事情,要早点想办法活动一下。”冉锐告诉记者,在此之前,冉建新手下负责拆迁和征地的工作人员已经被纪委轮流找去谈话了,有的人被反复找去几次,最长的被“双规”了两个月。县城官场和商场圈子里不少人认为这些举动都是指向都亭街道办事处书记冉建新的,但是,冉建新当时并没有在朋友面前表现出忧虑,他只说了一句自己没有问题,就再也不想就此继续讨论。可是很快朋友们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2010年11月12日早上,冉建新从检察院家属楼去上班。滨江路建设是市里的重点工程,他从拆迁开始就一直要盯着这里。在滨江路接线工程工地上,他接到了市长李义关于火车站站前广场工程的指示,还约定第二天要来工地现场督办,然后纪委副书记向贤忠就打电话让他到纪委谈话。冉建新到纪委不久,纪委的两名副书记就让冉建新到专门“双规”干部的警示教育基地就“三违”治理工作上的问题做说明。当天中午,冉建新的妻子游小玲按照惯例跟丈夫通电话。“手机关机,我觉得事情不对劲,又给他司机打电话,才知道人已经给送到警示教育基地去了。”游小玲告诉记者。她从此再也没见过自己的丈夫。
正式的消息是在“双规”后的第四天公布的,利川市召开了全市的干部大会,冉建新的违纪问题是“在征地拆迁、小区安置、小街小巷改造等工作中滥用职权,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造成国有固定资产流失,还利用职务之便,编造虚假资料,擅自买卖宅基地和土地,并涉嫌贪污受贿等”。当时参加会议的干部告诉记者,一起公布的还有其他5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这些案子的来龙去脉在县城里不是新闻,所以冉建新才是开会的主要内容,并且在他的记忆里,专门开会通报正科级干部的违纪,利川几年里只有这一例。“开完这个大会之后,所有乡镇书记又都被留了下来继续开小会,让大家揭发冉建新的经济问题。”在县城的中层干部们看来,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一个利川市纪委很重视的大案。
案件的调查紧锣密鼓,游小玲告诉记者,虽然丈夫以失职渎职的理由被“双规”,可是纪委主要查的是经济问题,这让在官场上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替他说话和走动,“谁跟冉建新走得近、玩得好都要被叫去问话,要被查”。冉建新在司法系任职期间,最大的工程是现在检察院的办公大楼建设,建筑商也被叫去调查工程中的行贿受贿好几天。“冉建新当时是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这个工程是一把手主抓的,他虽然跟建筑商认识,可是插不上什么手,所以没有调查出来什么。”冉建新原来的同事告诉记者。除了围绕冉建新的工作关系,冉建新和游小玲的房产,游小玲的工资收入甚至冉建新女儿在大学里的账户都被查了一遍。游小玲和冉建新的大哥尝试过打听案件的进展,可是始终没什么确切的消息。
“我一直希望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可以早日见到律师,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游小玲告诉记者,可是“双规”3个月之后,还是没有动静,冉建新亲笔签署了延期“双规”3个月的通知单。“5月中旬我去把他冬天的衣服取回来,跟‘双规’延期通知单四四方方叠在一起的还有一封我老公写在卫生纸上的信,都放在棉衣里面装手机的袋子里。”游小玲告诉记者。在这封现在称之为遗书的信里,冉建新写了与纪委书记李伟因为工作产生的矛盾,并且导致“双规”。游小玲告诉记者,因为当时已经有消息说案子即将进入司法程序,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她并没有把丈夫在警示基地里写的内容公布出来。
2011年5月26日,利川市“人大”开会通过了同意刑拘冉建新的文件,冉家委托了恩施州的朱律师作为冉建新的代理律师。但是,没有等到代理律师与冉建新见面,家属就接到了冉建新死亡的消息。随后利川群体性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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