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律师“正名”----江苏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薛济民谈修改后的《律师法》

    日期：2007-11-20     作者：南京日报    阅读：2,936次

    《律师法》是规定律师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薛济民一直在关注着这部法律的修订全过程，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名执业律师，还因为他担任着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的职务，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为律师维权，是他的应尽职责。

和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说起新修订的《律师法》，薛济民谈兴很浓。他认为，这部新《律师法》，最主要的是对律师进行了“正名”。此外，该法还有个显著变化，就是充分保障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律师是代理人和辩护人，律师的权益得到保护，执业环境得到改善，就能更加充分地保护被辩护人和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记者：新法是如何给律师“正名”的？

薛济民：新法在总则中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并首次将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执业人员”。

这一定位，与联合国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尤其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两点意义深远，是从法律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律师的社会价值，有助于增强律师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律师社会角色的认识和尊重。

之所以说新法对律师的职业定位是一次“正名”，是因为现行《律师法》与之前的《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的界定有错位。

1980年施行的《律师暂行条例》给律师职业的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法律顾问处属于国家“事业单位”。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就是一种错位；现行《律师法》回避了律师的社会属性，直接将律师定位于“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引申为“社会中介人员”。这使得中国律师不仅丧失与世界同行共同具有的职业属性，也被排斥在国内法律职业群体之外，从而失去了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平等获取和行使职业权利的平台。

记者：确实，律师的社会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相比，似乎并不平等。

薛济民：现状就是如此。但造成这种现象主要还是我们的法律。除了刚才提到的有关律师的职业定位外，现行《律师法》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但诉讼法律，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却给律师执业设置了一些障碍，直接造成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记者：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薛济民：先说“会见难”。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有两个前提条件：办案机关批准，办案人员在场。这就是说，律师要想见到被羁押的嫌犯，先要办案机关领导同意，还要由办案人员陪着到看守所才行。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实践中就成了律师会见的障碍。

律师申请会见，办案机关找出种种理由搪塞、推诿很常见。我们知道，刑事案件都要经历侦查、审查起诉、审理三个阶段，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起到侦查终结，这个阶段为侦查阶段，一般历时3个月。在这个阶段，律师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以了解案情，为嫌犯提供法律帮助。但现状是，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常常被侦查机关以领导不在无法审批，或办案人员工作忙无法陪同等理由拒绝，导致很多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法会见到犯罪嫌疑人。即使获准会见，陪同的办案人员也不离律师左右，并且不准律师与嫌犯谈案情，理由是“会影响案件侦查”，律师只被允许向嫌犯解释法律规定。更有甚者，一些监管场所还安装了监听、监控设备，律师的会见权形同虚设。

嫌犯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申请会见，情形也是如此，也存在着会见难的问题。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一般来讲，法院接收案件后10天左右就要开庭，律师往往只能在这10天中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指控犯罪的卷宗材料，再进行有针对性地搜证、补证。由于辩护律师准备材料的时间有限，匆匆出庭，与控方抗辩的结果常常是“一边倒”，无法与控方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