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辩护

    日期：2011-06-01     作者：口述：苏惠渔 口述整理：马传荣    阅读：5,726次

人物档案
 苏惠渔：1934年10月生，江苏苏州人，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1993年起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苏惠渔曾参加我国第一部刑法———１９７９年《刑法》的制定，以及１９９７年《刑法》的修订工作。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刑法学理论，著述丰厚，现兼任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主任。
 “老马嘶风，英心未退。”一向低调、稳重、朴质、豁达与睿智的苏惠渔，其实不愿多谈“特别辩护”这段历史。因为与苏老相识１０余年，在作者的再三相约之下，苏老接受了作者的访谈。下面，是苏惠渔的口述摘登：

辩护律师准时赴京报到
 历史不会忘记，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我国刑法正式实施以后不久，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当时，我作为１０名出庭律师之一，也是当下唯一一位活着的上海出庭律师，亲历了这场“特别辩护”。
 十年动乱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处于极其不正常的状态之下，有这么一批人，掌握着国家大权，身居高位，却要篡党夺权，分裂国家。对这批人，十年动乱结束后，人民要求审判他们。全国人大也做出了决定，对这批人要进行公开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当时成立了特别法庭，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特别检察厅，专门负责审理这个案件。
 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审理，到１９８１年宣判。这个案件，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当然，我们希望也是绝后的，因为这些人对国家的破坏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按照当时刚刚颁布的我国刑法规定，哪些人成为这个案件主犯？当时定了１０个人。还有一些人，如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谢富治，都是当时这个案件的主犯，但是由于这些人已经死亡，按照法律规定不再审理。
 在受审的１０个人里面，除了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之外，其余全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共中央的副主席和常委，所以对这起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可谓举世瞩目。负责审理此案的检察员、审判员，也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建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之时专门任命的。
 这案件，涉及到国家的机密等，要不要律师出庭辩护？说实话，当时也有不同意见。嗣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正式公布，而且已经适用。又适逢我国第一部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实施。据此，司法部经批准成立“律师小组”，由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在全国范围内多方物色、遴选，最终确定了１８位律师，专门为这批人出庭辩护。参加办案的律师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１日以前全部到北京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报到。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我当时是华东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副主任。那时学院刚恢复不久，我正在紧张备课之时，忽然接到命令，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要审判，要选一批人参加案件的辩护工作。当时，副院长曹漫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这项工作。说实在的，不仅是我，当时凡是去参加这次辩护的律师都不愿意。最后领导做工作，说这个工作多么重要，所以硬着头皮去了。
 当时，我们华东政法学院的师生都在私下议论：“苏惠渔消失了。”因为当时没有对外公布我到哪里去，实际上我就是去干这件事了。

我是最年轻的出庭辩护律师
 金秋十月，北京凉风习习、枫叶通红。我们到达首都后，才知道要为这帮主犯做辩护人。
 当初全国招了１８个人，其中有６个是专职律师，１２个都是政法院校或科研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我们上海去了5个人，其中一个是社会科学院的肖开权研究员，他已经去世了；一个是我们政法学院的朱华荣教授，还有一个就是我。其他院校有北大的，当时为首的是北大的系主任陈守一教授，时年77岁；还有北大的甘雨霈教授，时年73岁；武汉大学的马克昌教授，当时54岁；人民大学的周亨元，搞刑事诉讼法的。
  最终出庭的有10个律师中，我是年纪最轻的，年纪最大的是北大的甘雨霈教授，当时已经73岁。我们上海出庭的律师有3个人，除我之外，还有韩学章，上海市律师协会的会长，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资深律师张中。
 出庭的10个律师当中，眼下已经有6个归天了。其中，上海参加出庭辩护的韩学章、张中已先后去世。
 
五个主犯缘何不要律师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在１０个被告人中，我是给李作鹏辩护的。一个被告人有两个辩护人，在１０个主犯中，有５个没有辩护人。
 我们１０月份开始准备，真正下达起诉书给１０个被告人，是在１９８０年的１１月１０日。
 收到起诉书以后，有５个被告人要了律师，但５个被告人当中，情况又不一样。姚文元表示要态度好，问他要不要律师，他说由特别法庭来决定。他生怕说“要律师，就变成不认罪”。既然由特别法庭来决定，按照我国刑诉法的规定，就为他指定了辩护律师，那就是上海的韩学章律师和张中律师。
 其他４个人都是委托的，问要不要律师，他们说要。但是他们谁都不认识，请谁呢？然后，就把我们这些人推荐给他们。
 在另几个被告人当中，张春桥，从下达起诉书直到审判结束，确实没讲过一句话。当时问他要不要律师，他也不表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要律师，就没有给他配备。黄永胜，他不要律师。邱会作，自己写了认罪书，表示要态度好，不要律师。王洪文，也表示态度要好，不要律师。
 这些人当时认为要律师就对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属于态度不好。你怎么跟他解释，他都不要。黄永胜后来在法庭调查当中看到吴法宪、江腾蛟、李作鹏有律师，还问了一些问题。他一看，他们都有律师，我怎么不要呢？有点后悔了，那是后话。
 至于江青，则是胡搅蛮缠，最后也没有要律师。

李作鹏与律师签了委托书
 我们担任李作鹏的律师以后，会见了他三次。
 １１月１６日那天，张思之和我受指派前往李作鹏的看押地。本来他关在北京秦城监狱，因为有病，所以在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接受审查，我们就到医院会见了他。
 第一次会见，我们告诉他，你要律师，我们接受委派，担任你的律师。他接受了。然后，我们签了委托书，手续都是正规的。我们谈了谈情况，据我们事先了解，９•１３事件以后，也就是林彪驾机出逃、在蒙古上空失事，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沙漠里，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就被关押审查。这些年里，他们自己也写了许多交代材料，审查和预审工作一直在进行。
 我们听说李作鹏态度很坏，脾气很暴躁，很不好合作。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去跟他见面时候告诉他，我们是律师，是为维护你的合法权益而来。
 李作鹏倒是蛮客气地说：“我是搞军事的，不懂法律。”
 然而，李作鹏毕竟是军人出身，所以，有的时候还会说：我请你们来，也不要求你们帮我说什么话，我的罪我承担，我肩膀还是很硬的。只要有证据，怎么判我，我都承担。
 当然，我们还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把我们要做的事情都告诉了李作鹏。我们也希望起诉书下达后，李作鹏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
 因为第一次会见律师，李作鹏还比较冷静。他说：“到开庭的时候，你们看，能帮我说什么，就说两句，如果你们不方便说，也不要紧。因为案情很复杂，涉及到上层的许多问题。我的不同看法，我已经都写了，他们都了解。法庭上呢，我也不想多争论，因为我身体不大好，脾气又急，如果犯病死在法庭上很难看，影响不好。”
 就这么个人，还说怕影响不好。当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说李作鹏也是立过功的，但是后来上了贼船、犯了罪，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从他的情况来说，这个人确实很聪明。长征的时候，他是作战参谋，具体干的是破译敌人密电码的工作，可见他的脑袋有多好使。对部队里面的人，他最服气当年的首长、特别法庭第二庭的庭长伍修权。伍修权当年就是他的上级。预审他的时候，只要碰到伍修权，他会马上老实地说：“首长好。”

 李作鹏在最后陈述时念起辩护词
 第二次会见李作鹏，是法庭调查已经结束，在准备法庭辩论的当口，我们再度会见他。
 李作鹏说：“我写了一个辩护词。”
 我们问他：“能不能把辩护词给我们看一看。”
 李作鹏说：“在我的棉袄里，谁也拿不走。”
 后来他给我们看了，共有26页，大概有五六千字，写得很长。我们想，这个辩护词他肯定会在法庭辩论的时候，把这些一条一条地讲出来。但到了法庭辩论的时候，他说了几句后就不辩了。于是就由我们来辩。
 我们辩好以后，按照程序，法庭让李作鹏做最后陈述。一般来说，最后陈述就是表个态。结果这个时候，李作鹏在棉袄口袋里拿出了那份稿子，一字不差地念了起来。
 李作鹏的这个举动出人意料。因为在辩论阶段中，自己辩护以后，公诉方可以反驳。李作鹏知道，他讲得再多，公诉方也会把他驳倒，所以干脆不讲。最后陈述，公诉方只能听他的，他讲完以后，法庭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至少在法庭上不会有人再跟他辩驳。所以，李作鹏把这份稿子放在最后陈述的时候来讲。
 最后，法庭做出判决，李作鹏被判有期徒刑１７年。

 李作鹏称律师辩护是在“敲边鼓”
 判决结束以后，我们第三次去会见李作鹏，听他对这次判决有什么想法。他说：你们已经尽职了，我还是谢谢你们。但是你们就像是敲小鼓，敲在鼓的边上，没有敲在鼓的中心，敲敲边鼓。案情复杂，我理解。试想一下，李作鹏说这话刁不刁？
 我们问他，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他不正面回答，笑笑说：“我给你们律师写了一首诗。”
 我们说：好啊，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
 他说：现在不行，２０年以后给你们看。
 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是张思之。张思之说：好，我们等你２０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２０年后，即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６日，李作鹏已经刑满释放，在北京的儿子家里养老。
 张思之找到了李作鹏，说：“我２０年后特来如约，来看看你的那首诗。”
 李作鹏还真把那首诗拿了出来。诗的题目就叫《评律师》，写了八句话，一句是：“尊敬公证人，天知无偏心”，还有一句是“明哲又保身”，另一句是“和尚照念经”，最后是“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李作鹏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李作鹏是称律师说两句，边鼓敲两下，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要好。
 这些话，乍一听，好像很刻薄，再仔细一想啊，这就是李作鹏。因为人们很难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他怎么评判律师。

当年的辩护并非无所作为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几年中，有好多人问我，你们参加“特别辩护”，到底是真辩还是假辩？有好多人怀疑我们是假辩，是奉命而为，无所作为。
 那么，当时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辩护？应该说是真的辩护。但是，我们当下考虑问题的角度，不能脱离当时的情况。为什么说是真的辩护？细心的人可以去看一看，起诉书上对被告人的指控，到判决书上法院对这些指控的认定，是不是完全一样？其实不完全一样，有的控罪甚至没有了。
 法院在判决书上对一些指控没有认定，而这些没有认定的指控恰恰是律师的辩护内容，这就说明律师的辩护还是有作用的。
 我举个例子讲，在指控李作鹏的罪状当中，有这么一条重要罪状：告密。李作鹏作为副总参谋长，陪同朝鲜的军事代表团到武汉去访问。当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告诉李作鹏：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提到了林彪，讲到了“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这就说明毛主席对林彪有看法，并且一直在关注着林彪的发展。
 他们这些人很敏感，觉得毛主席要对林彪采取措施了。所以，李作鹏在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在举行宴会的时候，便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因为黄永胜是总参谋长，他是海军政委兼副总参谋长。黄永胜马上打电话到北戴河告诉叶群，叶群告诉林彪。这个时候，林彪就想在毛主席南巡回到北京的路上把他炸死，密谋了好几个方案。所以说，就因为他的告密，使得林彪下决心马上谋害毛主席，这条罪状叫做“告密”。
 在法庭调查当中，公诉人指控以后，法官就问：律师有什么话？当时我就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李作鹏，你当时从武汉回到北京，把刘丰告诉你的情况告诉黄永胜，你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你告诉黄永胜的目的是不是要黄永胜马上告诉林彪，然后去谋害毛主席？
 李作鹏回答：黄永胜是总参谋长，是我的头。我听到这个情况，当然要向他汇报一下，合情合理啊。
 所以，我们在辩护的过程中，就提了一个观点：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告诉黄永胜的目的，就是要黄永胜告诉林彪，然后马上谋害毛主席。林彪要谋害毛主席，和李作鹏告诉这个情况，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应该说，这个辩护，在当时也是蛮大胆的。后来，判决书对于告密这一条没有认定，说明我们的辩护还是真的，不是假的。“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我想强调的是：“说是假辩，我不承认，但是如果要我们按照现在的水平去辩，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什么？因为那时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要按照我们现在的水平，用现在的法制发展情况去衡量当年的做法，要求律师当年就像现在一样，不大可能。”
 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律师出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辩护，可谓是我国律师业发展的里程碑。它向全世界宣告，我国律师制度开始恢复。因为我国律师制度于１９５４年初创。而后，随着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律师制度“无疾而终”。直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审判之前，我国律师制度一直无声无息。律师参与该案的审判活动，实则上既是我国律师首次向全世界公开亮相，又向国人宣告，我国律师制度开始恢复。通过这次“特别辩护”，我国律师工作受到了全国、全世界的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