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钱连招呼都没打

先来了解一个法律词组：律师风险代理。

律师风险代理是指当事人不必事先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待代理事务成功后，当事人从所得财物或利益中提取协议所规定的比例支付酬金，如果败诉则无需支付。律师的这种收费方式在国外称胜诉酬金或附条件收费。从律师收费的实践看，胜诉酬金制度或曰风险代理制度已相当普遍。胜诉了，为有偿服务；败诉了，则为无偿，律师不仅不能取得任何报酬，甚至可能损失一笔不菲的前期投入。我国《律师法》没有关于律师收费的规定，1997年国家计委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也未涉及胜诉酬金制度及风险代理制度。由于胜诉酬金制度或曰风险代理制度有其自身的弊端，需要进行有效规范。(2007年6月29日北大法律信息网)

周立太告诉我，自2006年后，有关部门规定，中国律师事务所不得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办理案件。

周立太第一次起诉被委托人拖欠费用的案件发生在2004年。当时的媒体描摹：被告刘某因工伤几乎双目失明，要求煤矿企业主给予工伤赔偿。在找到周立太之前，所有接待过他的律师都表示，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案件要先收费后打官司。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是因为“接触过很多打工者，确实是没有什么诚信”。周立太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了这个案子，收费额度定为20%。刘某对这个20%“表示异议”。可刘某别无选择，在合同上签了字。

周立太根据刘某伤残鉴定等级和他本人提供的月工资收入水平，将索赔金额定为32万元。周立太四处奔走，但刘某却与被告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接受了对方11.5万元的赔偿金。刘某解说的原因是：办理这类案子周期很长，一般都在3年左右；他最担心的是，导致他受伤的煤矿会在三五年内倒闭，真是那样，他将一分钱也拿不到。拿了11.5万元的刘某，与周立太“招呼没得一声”，悄悄地回到了老家。

刘某境遇凄惨。他受伤后，妻子离家出走，儿子只有3岁。回到家乡，刘某与家人分灶吃饭，孩子感冒了，“都没有拿一分钱出来，都是用我们(老人)的”。刘某这么做的“想头”是，“我现在就是靠那些钱，花了几万块，我还剩几万，我就是要把它藏在我附近的地方，我不会给别人知道的。即使法庭到时要强制执行，反正我是不会拿出来的。把我的儿子抚养成人以后，我就靠我的儿子来养我。”

周立太已经没有其他精力和可能来追问如此这般“主持下的调解”，同样倍感凄惨的他，将刘某告上法庭，追讨自己应得的律师费1.4万元。当时欠周立体律师费的民工，已有160多人，刘某是他作为“民工律师”告民工的第一人。周立太说：“我为什么选择他？这有两个因素。第一他在重庆，距离不远，诉讼的成本不大。交通费的成本不大，其他城市第一我要往返的差旅费比较高，增加诉讼成本。第二在重庆除了他也有类似的现象，我要通过他来震慑一些当事人。”

极端事件：2007年9月被“泼尿”

周立太在2004年起诉刘某的第一个民工欠费案件，几乎代表并包括了后来他遇到的同类案件的所有特征。

因工受伤、为索取赔偿的民工，在行政仲裁不能调解双方要求和条件的前提下，到社会商业经营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援助，欲以打官司的方式赢得自家“养命钱”。这位民工踏遍能够受理案件的法定地域，在大街小巷呼天抢地：谁来帮帮我呀！得到的回应是：先拿钱来！

在“为什么全中国只有一个周立太”的质问里，这位民工在周立太的风险代理委托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与其说这是没有选择的无奈，更准确地应该讲，受伤索赔者是将孤注一掷的希望，寄托在了周立太的身上。

一直执著于“先做人，再做律师”的周立太，高张“匡扶正义、直言解怨”的旗帜，同意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委托人的案件，心态基础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现在开县老家，我名下还有一份“承包地”；我当过兵、打过工，“对农民进城打工的一切苦难，有切肤感受”， “我是为民工打工的民工”。

说到收费，“这事还要讨论吗？”周立太如是回答：可以坦率地说，有些当事人，打官司之前他管我喊爷爷，打完官司我只能管他喊爷爷。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该我得的我就要得。这是律师事务所的正常收入，“有那样说的，周立太收穷人的钱，很不道德，请问，根本不受理穷人官司的人，有道德吗？我没有收入，我就不能正常生存，我要吃饭，我要开支，我的事务所要正常花费。没收入，我怎么为你打官司？”

生怕煤矿倒闭，与其一分钱也拿不到，不如时下能够得到多少，就先入袋为安。钱多比钱少好，然而拿不到钱肯定要比拿到很少的钱更糟糕。委托者的忧虑和担心，并非不是理由。于是，刘某作出了选择。何况，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后来的“生计”只能依靠这笔数额并不“巨大”的财产了。

而周立太的社会呼吁是：如果像这样下去，还有谁敢来给打工者民工打官司。作为个人性质的咒骂是：狗日的，我要不是律师，我还要打人呢！

法庭判决周立太胜诉，然而他迄今没有收到刘某的欠款。

曾有媒体文字描述了周立太当年刚到深圳的生存景象：1999年，周立太在龙岗区一个小招待所顶楼上，以每月350元的租金，租了一个不到两米高的铁皮房。周立太说：“当时我的那个床是捡来的，当时有一个老乡买了一个单灶煤气炉，他不要了，我就去把它拿来煮饭，头天下午我就煮一锅稀饭，涪陵榨菜三毛钱一包，我就买几包榨菜。我大部分时间是以这种生活过日子的。”

俟建立深圳立太律师分部，周立太的“办公室风景”是：事务所承办的大多是民工工伤索赔案件，耗时长，收入无保障，很多律师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工作。为了能留住他们，周立太免费为这些律师提供吃住，但是每月大笔的额外开销又使周立太越来越难以承担。

同时，司法部门有规定，出庭时当事人必须在场，这意味着伤残民工在打官司期间必须留在深圳，而他们受伤后大多数已被工厂驱赶。面对这种情况，周立太把他们收留下来。一位姓崔的民工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人特别多，没有床睡。他就拿出一张不知从哪找来的弹簧床，让我睡。说实话，自己睡地上也就可以了。”在深圳，周立太先后收留过200多个伤残民工，并免费提供吃住。

周立太病了，有当地记者去找他：

我租了部摩托车，七弯八拐，找到了这个私人诊所，他像一头累垮的老牛，斜躺在长沙发上打着吊针，重感冒已经让他说不出话，鼻涕眼泪齐出。这是个简陋的诊所，坐堂的医生对我说，他舍不得去医院，有什么病拖一拖，然后才到我这里打个针抓点药。

看着眼前的“打工者代言人”，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深圳的律师多不胜数，但是，愿意代理底层打工者官司的，恐怕不多。这不是来钱的官司，同时，也是令一些部门、企业生厌的事。把老周累垮的，不仅是手上麻团般的案子，家里养着的几十号人，更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周立太的就业状态如是，而那些打工的农民工们，生存状态又如何呢？

技校毕业的民工崔某说：我们毕业了，本来说分配。以后说分配不了，要等上两三年。企业效益不好，我们就去深圳。

受伤的民工张某回忆：对于未来，满怀憧憬。正当梦想开始起步，意外发生了！那个机器突然合拢，当时关也关不了，开也开不了。我说糟了，我这个手没有了，光剩几根筋了。在那吊起来，一甩一甩的。我心想，完了。

民工彭某则痛不欲生：想过自杀。真是这么想过，很多人都这么想过。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叫那个医生干脆给我打一针让我死了算了。我又没有办法熛衷诨厝ィ子女都养不活，连自身都难保。

许多民工都这么说：说实话，找到周立太，就是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因为别的律师不代理，求天天不应。只是，这其中的一些委托人，后来将赞扬变成了怀疑：他离我想象的还不够完美。周立太的风险代理案件，被拖欠费用的，大致占整体数字的60%左右。

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2007年9月3日。那天下午，周立太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一同前往委托人张某的家。周立太对张某说，你的官司，我们通过2年多的时间，通过工伤认定，先行裁决，伤残等级鉴定，经仲裁，最终得到法院强制执行，按照你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你应当支付律师费。张某回应道：拖得那么长，钱还少，我给你个卵律师费。周立太解释：人要讲良心，打官司法律是有规定期限的，仲裁是按重庆市标准裁决的。张某回答：老子就不给，良心值几个钱。已经身残的张某，拿起床头小便用的茶缸，劈头将尿泼洒到周立太身上。

周立太出门大吼：老子不是律师，今天真想砍他几刀，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污辱。

大叹一声：人家不搭理我

我把向周立太的提问，通俗地拉回到“钱”字上。

记者：今天赶到重庆，我是来采访一位律师，不是采访雷锋。这样表述，我想表达的是，我已经认识到了律师和雷锋之间的差异。最理想化的律师，与雷锋这个符号象征的道德、品格，应该在同一平面上。但是，再理想的律师也一定是个收费的律师。不过，进城民工的工伤赔偿案件什么的，不是可以找“不要钱”的法律援助部门吗？

周立太：政府的法律援助，是有相应的职能部门，接到民工受伤这样的投诉，他们将这些案件“下发”到各个律师事务所去办理。每个律师事务所都会担当一些这样的社会工作。这样的法律援助官司，费用就是“上面拨一点，事务所出一点”。这是社会“义工”。合伙人组成的商业化律师事务所，尽义务是一回事，是一小部分，大量主要的业务，从社会意义讲，是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从养家活口说，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继续解决好自己的就业问题，这也是很有社会意义的嘛。

还有，一些疙疙瘩瘩，时间拖得很长，纠缠得很的案子，真的不能是“无偿”就能够得到解决的。也不能用“无偿”来强制它得到解决。

记者：现在，风险代理的办案形式终止了。只是，在这以前，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有那么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又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周立太”，以至他们的法律要求，出现了“求远远大于供”的局面，使得周立太“奇货可居”，你就抬价了？

周立太：不是。我可以开高价，但我真能得到么？我打的都是穷人官司，还硬要高价，这有用么，有意义么？

我的规定是，以1万元的风险代理官司为例，律师费用不能低于2000元。也就是事务所收入，不能少于2000元。这就是20%的由来。你说高了，我说低了。“市面”上的收费是，一个案子，参与仲裁，请付2000元，出席一审，请再付2000元，参与二审，请再付2000元。这就是6000元了。而且，办案车马费，另算另付。我这收费是高还是低？

我绝对不是“奇货可居”，而恰恰是身在此山中，认得真面目，我的委托人都是穷人，几大类型化的官司，追讨年薪，一个民工的年薪最高能高到哪里去？百十个加起来，一年才将近百把万。这些年你能碰上几件百万元案件？单个的，几个的，涉及的钱不多，程序却一样不能少。所以，忙得要死，钱少得要命。

记者：商业上，那就是只能“跑量”了。

周立太：单个高些的工伤赔偿案，规定操作的时间太长。有些人一开始心里就是想好的，你出头，官司赢了，我就拿钱走人。

如今，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进门墙上，高高张挂着用宋体大字制作的印刷品，上面明码标价各类性质、不同标的案件的收费标准。签署代理书时先按比例收取部分，结案时客户再予以付清。我问，这样还会发生委托人胜诉后“逃跑”的问题吗？能否从法律条文的制定上，“在法理上想些办法”，用“法制”来阻止这样的事件再发生？

周立太大叹一声：眼下的委托人胜诉，法院执行方式是直接将款子发放给当事人。关于律师费的收取，是由律师和当事人自己把握交款时间和方式，法院不能代收。法院只是保证支付给当事人。这事我早就想过了。在2005年，我曾经分别两次给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写信，要求上述机关制定一个规则，就是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在给当事人执行应发款项的同时，将律师与当事人协商好的律师费发给律师事务所指定的银行，由银行根据协议扣发，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保障了律师行业的正常发展，也保障了律师的正常收入，同时也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二是杜绝了律师的偷税漏税。在银行发放给律师事务所应收费用的时候，按国家规定扣除税款。第三是它可以培育一个好的制度，也就是诚信制度。打官司签合同，彼此严格遵守契约文本，互相制约，各不拖欠。我多次写信呼吁，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人家不搭理我”。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周立太？

与周立太告别，已是夜深时分。交谈中，说到2003年四川农妇熊德明遇到温总理，总理一句话，被欠款立刻送到老百姓的手上；周立太解说道，那时候，国内民工被欠薪已高达数千亿元。

周立太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还要说，富人需要法律，穷人更需要法律。富人可以用钱来摆平很多事情，穷人缺的是钱，“打”的是钱，缺的就是“钱”这个资源。为摆脱和解决自家困境，穷人更需要法律，穷人也更必须遵守法律。穷人进饭店吃饭，不能吃完了，一抹嘴说，我是穷人，我没钱，就走人吧？穷人上火车回家，不能到了地方跟列车员说，我没钱，你打死我？

后边的话就粗了：民工进城出力挣钱，有老婆没老婆的，都单过，有打熬不住的，去找“三陪”，也总不能完事了，吼一声，老子我没钱，提裤子就走人吧？“以穷人的名义求助法律，也以穷人的名义抵抗法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只能是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是生活条件的恶性循环，更是精神状态的恶性循环。”

在收集到在资料中，有人这样感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周立太，这真是一种悲哀。‘富裕’的律师界有很多人觉得他是沽名钓誉，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出名，但是我不知道，既然律师这个职业出名肯定比不出名好，但是这样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出这样的名呢？”

有篇文章这样结尾：周立太的困境，实质是整个社会递进时代的困境，是能否真正执行法律正义的困境。

站立在事务所的门口，周立太大声对着我说：追讨律师费不仅是律师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是要纳税的。谁空喊高尚，谁到老子的律师事务所来，老子给他两个案子，看他做不做，“不生儿不知屁股痛”。-

草根律师团

天底下有哪个律师事务所是在办公室里开伙做饭的？这简直就是“群居”，像个常见的房屋装修工程队。

踏进重庆中华大厦等候电梯，两部电梯中间部位就贴着一张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大幅广告照片。照片主角当然是周立太本人，上身前倾，手指向前，整个一咄咄逼人的姿势。这张照片是黑白的，意蕴非常鲜明。“厮打”法律官司，图的就是是非分明。与上海绝大多数的律师事务所不同，尤其是与那些大型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截然不同，办公楼内绝对悄然的氛围，在这里被替换成声响洪亮的开放风景。站在等候电梯的人群里，四周响着大嗓门的川音，标志了此地是一个与老百姓零距离接触的区域。

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占了整整一个楼面。周立太比较“恶毒”，他本人办公室的墙面都由大块玻璃作隔断，上面也没有常规的白色或灰色长条以作若干视线的阻挡。周立太要的效果，就是自己必须看得见所有人每时每刻都在干什么。办公室的门总是打开着，每隔一段时间，不是他就是他的手下，就会彼此大声呼唤着，奔来跑去，张罗着要即刻办理的事务。

在重庆的交谈基本结束，周立太站起身来说，我带你看看我的办公室。他先走了一圈，指着各个镶着透明玻璃的房间说，这是我的律师们办案的地方。随后出来，推开另外一扇“大门”，进去一看，展示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居家过日子，一群人团团围着圆桌吃饭的场景。我颇感诧异，天底下有哪个律师事务所是在办公室里开伙做饭的？这简直就是“群居”，像个常见的房屋装修工程队。

我问，你的事务所还给律师们包饭吗？周立太回答：是的。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构成，用他自己的话讲，除去自己是“读完小学两年级”，其他的律师都是大学毕业生，不过要加一句，都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城市毕业的没得一个”。这些学法律的大学生就业，坚持业务训练，也得养活自己，而我的律师事务所不能提供更高的薪酬，怎么办呢？我就免费提供吃饭，免费提供睡觉的地方。

从后来的资料上读到，因为报酬等原因，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已经先后“进出”了6批人员了。

上前看去，桌上满满盏盏的大碗里，是重庆最常见的家常菜肴。周立太将一个个律师介绍给我，最后他指着一位穿牛仔上衣的女士说，这是我老婆，做饭的。

来到事务所“伙计们”睡觉的地方，那是几张床合并起来的一个大铺，铺满被褥，足可供几个人同时睡觉。周立太说，有老婆的回家睡，也可以自己找出租屋子，这里就是年轻人的天下。来到旁边一扇门，周立太没有打开，只是说，这是我和老婆睡觉的地方。

重庆中华大厦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楼层，是周立太贷款按揭买下的。周立太是中华大厦业主委员会的委员。这房子的开发商曾经在销售时“一女多嫁”，引起诉讼纠纷，一时难以排解，诸多业主跑到街头，准备用阻挡交通的方式以示抗议。周立太用自己既是律师又是业主的身份，参与并最终妥善调解了这次事件。

第二天，周立太要去万州的事务所分部，一辆小轿车，身躯“庞大”的周立太跟我挤着，四个人坐在后排，晃悠了两个小时。周立太说，我这小车也是贷款按揭的。我说，后排坐四个人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周立太回答，我坐着，没事。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两个小时里，周立太的电话不断。一会儿是福建的长途电话，周立太边听边回答：你的事情，案发地和受理地域都在你那儿，在重庆是不能立案的，只能如何如何。一个电话来自贵州，对方说是民工的一只手被轧断了，询问“按照法律能赔多少钱”。周立太回答：这话电话里说不清楚，是要走程序的。

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万州分所的所在地，大街对面就是悬挂着国徽的法院。从律师事务所入口处开始，鲜红塑料地毯一直铺上扶梯，直到楼上门口。跟在重庆一样，事务所也是商品房的一个楼层。与大城市做个数字的比较，万州房价自然是低的，这些房子周立太同样是采用银行按揭的方式买下的。事务所的内部装修风格，与重庆事务所如出一辙，周立太自己的办公室，用大块玻璃作墙，将所有部下此时当下的一切，统统收入眼中。我在重庆事务所里涌上心头的感受，又在此地出现了：眼前景象多少有点当年生产队长分配种地任务以后，不断吆喝督促的“人治”的意思。

万州律师事务所的生活场景，也与重庆一样。一位手有残疾的小伙子，是事务所的内勤，他和妻子一起住在事务所的房间里，她负责操办膳食事宜。律师们团团围坐，因为是晚上休息了，周立太允许大家可以喝点酒。

一群当年来自农村，如今生活、就业在城市里的普通律师，如此这般吃喝起来。律师职业可归为“公共服务行业”，公共服务行业的职业特性具有共通的社会性质；公共服务行业又并非仅仅具有纯粹的世俗性，它们更是从业人员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的平台，更能为从业人员提供荣耀和尊严。忠诚自己的职业，既能谋生，更可满足灵魂的妥放和滋养，周立太就这样在职业的漩涡里翻卷、挣扎着。

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墙上，挂着他在不同时间与残疾人的合影。这显示着周立太这位律师业务范畴的独特“亮点”。周立太律师事务所有一个偌大的档案室，周立太说：我所有经办的案件，都在这里；玻璃橱里装着的，都是已经结案装订成册的，你看看，有多少！所有现在还铺开在桌子上的，就是办完了，还来不及整理的。“我说呀，要是你们上海的大学里、北京的大学里，有学习法律的大学生、研究生，谁有兴趣，哪个能够立下恒心，到我这儿来，仔细阅读这些档案，然后编辑成书、出版发行，这就是一部中国经济改革、城市开放、农民迁徙，一直到落地生根、谋生成败的百科全书。可是，现在的人都去发财了，有谁愿意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