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农民工：两个无辜者之间争不出是非

    日期：2007-08-27     作者：北京青年报    阅读：2,425次

     曾经被赞誉为“农民工保护神”的重庆律师周立太，最近却以与其“农民工律师”相悖的形象，再次受到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争议：几天前，周立太在个人博客发表博文《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痛陈当事人王某某等60余名讨薪农民工，在打赢官司、拿到赔偿之后，却拒付事前约定的律师费，集体开溜。

此文一出，舆论大哗，一向以道义形象示人的“农民工律师”，却对饱受同情的农民工兄弟施以恶骂，确实令无数人错愕，周律师因农民工拒付律师费而面临的窘境，却也让人不胜唏嘘。于是，在几乎形成尖锐对立的“拥周”、“倒周”争论中，双方又几乎面对同样的情感矛盾：主张农民工应该缴纳律师费者，也同样感慨于农民工的困境；要求周律师坚守其道义立场者，也不得不承认农民工行为带给周律师的窘况。当事的双方产生真实的利益冲突，而旁观者却几乎无法做出情感的取舍和是非判断时，往往意味着当事双方都成为更大环境下的无辜者。

就单一事件的责任义务关系而言，胜诉获赔之后却拒付律师费的农民工们，无疑是双方当事人中的违约方和失德者。而且根据媒体的深入追访，农民工们胜诉获赔之后拒付律师费的行为（不仅王某某等人一宗），已经给目前全国唯一尝试风险代理诉讼的周立太和他的律师事务所，造成500万元的律师费损失，并使其经营举步维艰。作为“草根”出身、性格直率的律师，周立太在屡遭背信的情况下偶爆“粗口”，并打算以起诉农民工的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也是无奈的选择。

但在是非如此明晰的情况下，部分舆论依然对背信农民工抱持同情的立场，甚至因此而希望周立太以道义为重，以牺牲自己的权利而成全农民工的利益，则是基于一种最朴素的判断：农民工们虽然打赢官司，得到的不过是本就微薄且被拖欠多年的工资，如果从其中拿出相当部分（15%）作为律师费，则不但让他们在心理上有些“心疼”，甚至可能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存。

其实在两个无辜者之间，争不出谁是谁非。无论是农民工们背负道德指责而选择拒付，还是周立太在辛苦劳动之后却不得不对自己的当事人发难，或是处于旁观地位的舆论在面对双方时的左右为难，都证明律师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在他们双方之间已经很难找到解决之道，环境给双方造成的尴尬，要靠环境的改善才可能化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外界赋予周律师代理农民工官司多少道义色彩，周律师本人却并不否认他的求利动机。作为农民出身的草根律师，代理农民工官司，可能既是他的特长，也是他的出路。而迄今为止，周律师依然稳居全国唯一“农民工律师”的位置，则证明代理农民工诉讼，依然是一个投入巨大而获利甚微的领域。

因此，要改变农民工和周律师双方的共同窘境，首先应该降低农民工维权诉讼的难度，同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增加对胜诉农民工的赔偿额度，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维权诉讼的投入-产出比，使更多农民工有能力和勇气走上诉讼维权之路，也可以使更多律师愿意采取风险代理的方式介入农民工维权诉讼。

周立太在接受采访，谈及王某某等60多名农民工讨薪案件时，特别提醒记者：“你注意，这不是集团诉讼，是60多件案子。”而如果类似同一诉由、同一诉讼对象，而且参与诉讼者相对封闭，不会形成广泛扩散的诉讼，能够采取集团诉讼方式，则60多件案子便可合并为同一案件，律师投入的诉讼成本大大降低，农民工所需承担的律师费也随之降低，双方的利益冲突可能有极大的缓解。

而周立太代理的农民工案件，大多为伤残或欠薪诉讼。而按照目前的规定，无论是胜诉得到补发工资，或获得基本的伤残赔偿，对于农民工而言，所获不过“血汗钱”，或部分肢体折算的“命价”而已。从这样的赔偿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律师费，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对生活的影响上，对农民工而言都显得过于沉重。因此，在实际拖欠或伤害之外，对拖欠工资或致人伤残的老板，增加惩罚性赔偿，作为对农民工的补偿和抚慰，既符合法制精神、人道原则，也可以使农民工和律师成为目标一致的“利益相关者”，而不致沦为两个不得不互相伤害的无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