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涝病”该怪谁
城市治水必须着眼于整个城市系统的安全,既要做好新城与旧城的衔接,也要放眼未来,充分考虑城市人口、城市建筑剧增等多方面因素,提高管网建设标准,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内涝难题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开的是车,交的是车船税了。”一句玩笑话,却牵出了人们对“城市内涝”这个不算新鲜的“城市病”的无限无奈。
然而,这样的玩笑或许还将流传一段时间――6月27日,中国天气网报道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降雨格局将基本维持,江南也会逐渐加入这一队伍。黄淮、江淮及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江苏中部、江西中部、湖南中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和广东沿海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这或许意味着,困扰不少地区的城市内涝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结束,且可能会有扩大与加剧之势。
与此同时,由城市内涝引出的对城市发展的新思考,也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城市发展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只顾经济发展而忽略民生建设。”昨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汝熹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本次诸多地区出现的城市内涝现象,并不是由于偶然或突发情况才导致的,这其中,势必有‘人’的因素。”
多地内涝
所谓城市内涝,主要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这一现象在过去数十年中并不鲜见,但近年来却显得尤为突出,且愈来愈严重,如内涝现象不像原先,仅发生在一些中小城市,不少大城市或特大型城市近年来也饱受内涝的困扰。一则2008年来自《东莞日报》的报道就援引东莞市副市长严小康的话称,“连续5年来,平均每年的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5亿元。今年(2008年)6月发生的内涝灾害,造成8人死亡、1人失踪,经济损失27亿元。”
到了2011年夏天,城市内涝再次引爆公众的神经。进入5月以来,随着中国南方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的侵袭,浙江、湖北、江西均出现了严重的内涝。6月19日,记者在武汉的朋友将签名改成了“武汉,看海,速来,钓鱼者也可商榷”。“长这么大,见过积水的,但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积水。一些低点地区的积水,足可迈过公交车的一半车身。”朋友在电话那头对本报记者描述。另外,在这几天的天涯论坛上,有关武汉内涝的调侃性帖子甚至屡屡排在前列。
不止是武汉,遭遇网友们调侃的还有杭州、南昌乃至上海等省会城市或特大型城市。具体的段落是,“在杭州,最浪漫的事,就是带着你心爱的人去西湖边看海;南昌繁华街道可行舟、可垂钓,‘中国水都’终于实至名归;上海地铁成了‘水帘洞’”。早前已被网友调侃为“逢雨必涝”的北京这次的负面影响力更大。不仅诸多微博平台在北京暴雨后,第一时间将北京遭遇的城市内涝作为主打话题推上最显眼的位置,由城市内涝引起的其他“大城市病”也一并显现,如严重的堵车问题。
技术差异
对于每年夏天几乎都会发生的“内涝”现象,有人在微博上从技术角度探因称,“中国目前各大城市的排水系统,均在原苏联专家的手把手规划下,慢慢成型。但一个现状是,原苏联是高寒地区,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少,排水系统设计上较为保守。原苏联式排水,即‘下水管网’,在5米到10米深的地下建设排水管网。但这种排水管口径很小,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虽很适合原苏联的排水需求。但在中国许多地区,年平均降水量都在1000mm以上,原苏联模式根本不适应中国现实。这便是中国城市目前‘逢雨易涝’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这个观点相对应,近来人们纷纷在讨论一个现象,就是江西赣州因900年前古人建设的城市工程而“千年不涝”。同时,不少报道也在探究青岛“不涝”的秘诀,就是100多年前德国式的下水道工程。而如果比较国外的排水系统,也可以发现,中国在相关的城市规划中确实不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据称,英国伦敦的下水道虽几百年前就已建成,但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成为伦敦城市旅游的著名景点之一;法国巴黎的下水道系统用了300多年了,也未出现多次反复的内涝现象。“这反映了一个城市管理者、规划者和建设者的城市发展规划理念。”对于这种对比,有网友总结称。
“人”是本因
然而,在专家看来,无论是技术问题还是标准问题,都不是根本问题,因为“人”才是城市“内涝”的最根本因素。一个鲜明对比是,在不少城市提出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地标性建筑、摩天大楼等诸多被一些专家称为“形象工程”的同时,却在城市规划、下水道建设等事关民生的建设中,投入了少之又少的支出。对此,专家指出,这些反差所显现的,或仍是GDP崇拜思维在作祟,“毕竟,相较于后者,前者更能为相关部门带来可观的收入、经济增速的发展和‘面子’”。
有评论认为,“越是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越能检验城市管理者的水平;越是被人们忽略的细节,越能看出管理者的智慧;越是那些貌似不起眼的地方,越可能在紧要时刻考验管理者的应对能力。下场暴雨就让城市窘态百出,几成泽国,便不能不让人对这座城市的发达指数和相关部门的管理能力打个问号。”
当然,可喜的是,不少城市也认清了自己的问题。浙江省建设厅规划处处长姚昭晖就坦承,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滞后是掣肘城市排涝功能的主因。“与近年来快马加鞭式的城市地面建设相比,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却跟不上步伐。面对倾盆大雨,城市排水系统‘小马拉大车’,显得力不从心。”他对新华社记者说。
江西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李日龙日前也对外表示,城市排涝规划建设存在限量,应当允许特大暴雨有一定的排水时间,“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城市扩张、人口规模扩大,排水系统的管网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很多城市历史欠账严重”。
如何治涝
与此同时,如何治涝也被排上了议事日程。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从2008年开始,广州的南城就通过完善排涝站、改造排水管网、新基河清淤等措施,大大增强了片区排涝能力。广州市也在去年将治水思路进行了转变:从农村水利到城乡水务转变;从治理洪水到管理洪水转变,同时,广州进一步提高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并规范地下空间的建设管理。
也有评论称,对于治水,城市管理者需要进行三方面的思考:首先,如何做好暴雨预警机制和及时的应对机制;其次,应考虑如何合理规划城市,特别是“地下风貌”的建设,如改变在城市规划中带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和思维的理念和想法等,并改变重生产、轻环境的思维;再次,就是考虑如何有效应对突发的城市大涝等瘫痪局面,以避免全城瘫痪的出现。
新华社去年的一篇报道也曾建议,城市治水必须着眼于整个城市系统的安全,“既要做好新城与旧城的衔接,也要放眼未来,充分考虑城市人口、城市建筑剧增等多方面因素,提高管网建设标准,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内涝难题”。
此外,相关城市或许也该参考这样一则标准――中国台湾的学者龙应台曾以大雨来区分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了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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