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引入“争议处理专家库”这种机制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兆彬：处理争议，往往需要对汽车进行检验和鉴定，以确定质量问题、划分责任范围。但我们认为，大部分纠纷和争议是不可能全靠检验和鉴定来解决的，因为它不仅成本高、耗时长，而且在操作上也有一定问题。比如一个轮胎跑了几万公里后，就不能用新车的标准去检验。因此很难用检验结果去判断问题，大部分还是要依靠专家分析、评估、判断。

我们认为，有汽车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调解，解决汽车质量争议会更经济、更有效。我们的设想是由专家自愿报名，政府审查资格，当事人可申请回避，保证客观公平公正。我们希望它成为解决争议的主渠道，通过这种社会自治和社会共治的方式，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

记者：第四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罚则，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内容？

刘兆彬：根据公众提出的意见，我们也认为在企业不履行法定义务时，需要增加强制力，因此我们专门设立了罚则。

由于汽车三包规定只是部门规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最高只能设定处以３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也有专家建议，适时将这个部门规章上升为国务院条例，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另外，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充分运用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有时比罚款还有效。

记者：最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篇章结构的调整，这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

刘兆彬：在第一次征求意见的版本中，我们把“销售商的义务”这一章放在了前面，我们当时的想法是，销售商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第一关，所以应突出销售商。但是现在，我们把“生产者义务”这章放在了前面，因为产品的质量是生产出来的，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主体应该是生产者。

我们把“生产者义务”放在第一位，并且明确销售者承担三包责任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就是要生产者清楚自己的责任，更重视质量，这体现了我们的立法意图和导向。

记者：在汽车三包规定形成过程中，你们接触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否常常意见不一？

刘兆彬：应该说，这部规章的立法走到现在虽来之不易，但恰逢其时。

我们在对第一稿进行修改时，也曾听取汽车生产者的意见，如三包期限增加１００００公里，企业能不能承受？要知道，这个调整会使一辆车的成本增加，加起来就可能是几千万元甚至更多。虽然企业也会提到自己的困难，但他们都表示积极支持，能体谅理解消费。我想这在８年前是不可想像的，这说明我国的汽车产业真的是成熟了。同时，消费者的建议也很理性，在去年的听证会上，消费者代表有理、有据、有节，没有过分的要求。

看到这些，作为立法者，我们认为立法时机、条件成熟。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任务是如何将制度设计得公平、公正、合理，把立法重心放在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上，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其实这对汽车产业来说也是好事，否则大家规定不一致，结果是让老实的企业吃了亏，无法体现公平竞争。

记者：现在对汽车三包规定的最终出台是否确定了时间表？

刘兆彬：虽然何时出台还没有明确，但我觉得这次征求意见结束后也就快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规定要有过渡期，至少半年，企业和政府需要准备，消费者也需要了解法规。

汽车三包出台后也要按照程序办，因此相关细则、标准都在筹备，希望能加快配套细则出台和组织准备工作，包括将经费纳入预算等，进行全方位准备。

我们也希望这个规定能尽快出台，新的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正面评价特别多，特别是消费者，表示新稿吸纳了立法听证会意见，尊重民意，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

２月１０日第二次征求意见结束后，我们将进一步梳纳整理各方意见，尽快出台。从现在的反馈情况看，出台后绝大部分人会赞成。不同声音也会有，但是现阶段我们也许只能做到这一步，其中的不足需要施行中遇到问题后再完善。我们也知道，汽车三包的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最重要的是迈开这一步。

记者：１月１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质量工作。会议指出，做好质量工作，必须从强化法治、落实责任、加强教育、增强全社会质量意识入手，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面提高各行各业的质量管理水平。质检总局法规司将如何落实这一精神？

刘兆彬：这是质量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已经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估计今年要出台。我们还将重点研究一些食品领域召回、家电召回的法律法规，也想研究关于消费品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电器相关法律法规。我们将更加注重质量基础上的安全。同时，立法后还要搞好普法宣传，质量文化中很重要的是法治文化，要构建法治文化。

从立法层面看，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成，关键是执法，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还必须秉承依法行政的四项原则：有违必有据、有违必有序、有违必有责、有违必有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