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方解析刑诉法修订微妙博弈

来源：财新网     日期：2011-09-07         阅读：2,158次

任何一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公安和检察院虽然同处追诉一方，也并非时时处处利益一致，法院和律师、检方与法院都可能存在分歧。

《刑事诉讼法》修订中，涉及到以公检法和律师等各方利益格局调整，前者代表的公权力，后者象征私权利，两大板块，分歧明显，博弈不断。(相关报道：刑诉法修订征求意见：部分条款倒退引发担忧）

但任何一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公安和检察院虽然同处追诉一方，也并非时时处处利益一致，法院和律师、检方与法院都可能存在分歧。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贵方曾参与刑诉法修订的多次讨论，刑诉法修订过程中，对各方利益诉求的异同、博弈，感受颇多。

侦查机关与律师界

大多数情况下，公安和检察院的利益诉求基本一致。这源于检察院承担了部分侦查职责。

如在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上，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声音相当一致，与律师界的观点分歧明显。

2008年6月1日实施的《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凭三证可以直接去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侦查机关安排，不被监听。对此，公安和检察院的侦查部门阻力比较大。

由于《律师法》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在一些条款规定上不一致。导致实践中，律师拿《律师法》说事，侦查机关以《刑诉法》为据。

后者阻挠律师会见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在侦查阶段，律师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直接会见，将对侦查活动不利。”李贵方说。

现行的《刑诉法》，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都有侦查机关的人在场，有些地方的侦查机关，对律师的会见申请不予理睬，致使律师在执业中，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尽管《律师法》规定直接凭三证会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律师法出台后，在实践中在很多地方被架空了，

据李贵方了解，全国有些地方如大连、大庆、珠海、河北省，是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实施的，尽管未必做到百分之百。从这些地方的实践看，并没有出现侦查机关担心的那种情况??大面积的串供、翻供，使侦查活动进行不下去。“实践证明，这些担心可能有点过度。”

李贵方称，在《律师法》与《刑诉法》相衔接问题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学者、全国律协，包括法院系统的观点基本一致，应该将《律师法》中的相关规定移植过来，因为法律不能不一致。

但公安和检察院的侦查部门还是有顾虑，认为如果所有案件律师都凭三证会见，将对他们的侦查活动产生影响。

于是，公安提出，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恐怖犯罪、涉及黑社会的案件、应该由侦查机关安排。

检察院也提出，希望将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作为特殊例外对待，律师也不能仅凭三证会见。他们的理由是，职务犯罪情况太特殊，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很难取。律师介入后，案子很难办下去。

而学者和律师们认为，可以有例外，但不能有太多。如果都特殊，《律师法》实质上就被抽空了。

李贵方表示，对于刑诉法的修改，公安机关的人也不是不希望修改，他们希望能够完善和扩大一些侦查权。

律师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比如有些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事件，都发生在侦查阶段。这种违法做法如何被发现，被及时纠正，需要一些外部的力量诸如律师的介入。

侦查机关自身也不希望发生刑讯逼供，也赞成禁止刑讯逼供。但是，他们同时也希望，不用这种方法，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法律上允许的手段，比如增加侦查能力、搜集更多的证据，就不用那么依赖口供。像秘密侦查，检察院和公安都提的比较多，希望能扩大一些权力，增强他们侦查的手段，有些东西可以直接作为证据。

公检法的分歧

对于逮捕问题，律师希望程序更透明公开，负责批捕的检察官进行审查的时候，要像法官一样，听取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方面的意见后，再决定逮捕与否，是否可用取保候审代替逮捕，减少一些逮捕率，发挥取保候审的作用。按现在的做法，基本上就是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报材料。

在这一点上，检察院的主张与律师相近，但和公安有分歧。检察院认为，逮捕时检察官应该提审犯罪嫌疑人。

在李贵方看来，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在这个方面的分歧，不单纯是检察机关想扩充权力的问题。我国逮捕率非常高，超期羁押现象很严重。单凭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听不到犯罪嫌疑人或律师的声音，检察机关没法做出有效判断。有些过失犯罪、经济犯罪根本就不用逮捕，但是侦查机关的观念很落后，好像一取保就是放纵了一样。

法院的地位相对比较中立，多数情况下，比较同情和支持律师。但在涉及其自身利益，如死刑复核程序时，他们的观点又会与律师不一致，甚至同检察院也有分歧。

在目前刑诉法规定中，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更像是一个内部的复核程序，不是一个司法程序。“最高法院可能希望保持现状，不希望检察机关和律师都介入，也不希望搞听证、开庭。但律师和检察院都希望介入，必要的时候，最高法院应该搞听证会。”李贵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