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钢炮”律师愿为大众说话

    日期：2008-04-14     作者：张艳    阅读：2,756次

■上榜理由

2003年成为北京律师界惟一的市人大代表，因提出儿童免费乘车身高应提高等议案而被称为代表中的“小钢炮”。今年，因为提出“新阶层更应为穷人说话”，她成为新阶层中耀眼的一员。

10多年前，她辞掉了银行的金饭碗，毅然下海成立全国最早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并和创业伙伴一起将这家律所做成了中国金融领域的佼佼者。

她是迄今我国最大一宗银团贷款（标的240亿元）项目的业主方首席律师、国家开发银行独立评审员、中石油集团200多亿元债务重组的参与者……

■个人简历

1963年5月生，重庆市人。

1985年至1992年，曾在央行、工行、农行工作。

1993年，成为同达律师事务所（金诚同达前身）创始人之一。

曾担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五届、第六届理事，第九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等职。

现担任中华全国女律师协会执委，是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8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阶层人士代表人物。

采访别人，难免把自己与人家比较。当看到自己这辈子再翻跟头都难翻出现在的一亩三分地时，我发现刘红宇早已追逐着她的理想去飞翔。区别在哪里？我反复思考，终于发现因为她性格如男子一般：敢作敢当。

她，从小顽皮，长刺扎入脚底都一声不吭，车轮轧过脚趾也不喊一声，还是一个学生时，她的敢作敢当开始显露苗头。当她认识到一个律师有专业的重要性，毅然从机关下到最基层开始学习金融基础知识。

认定目标后，她毅然放弃银行业的金饭碗，退掉破例分到的房子，也不顾一旦下海医疗费无处可报的风险，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创办律师事务所，敢作敢当的个性，战胜对前程的担忧，使她不顾一切奔理想而去。

在她的经历中，处处能显露出敢作敢当的个性。最初，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律师事务所全年收入被罚没时她不放弃、不气馁；她能为了一笔业务，有勇气敲开执行庭庭长的大门，最终3天内执行庭长亲自带队要回欠款；她能作为迄今我国最大一宗银团贷款项目的业主方首席律师侃侃而谈。

这个迄今金融行业独一无二的律师，一个看似柔弱的小女子，开成铿锵的玫瑰。作为专职女律师，她出席了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北京律师协会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香港律师公会大会；享有“人民满意律师”的荣誉。

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她更敢作敢当，不断收集平民生活中的烦恼和难题。为了督促议案落实，她东奔西走，仗义执言，赢得“小钢炮”的美誉。

风云篇

刘红宇，曾是北京2000多名律师中唯一的市人大代表，因提出“儿童免费乘车身高标准应该提高”等议案而被称为代表中的“小钢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的她又因为“新阶层更应为穷人说话”的言论成为新阶层代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新阶层为大众办事

“新阶层绝对应该为穷人说话”，“我直接把上访材料递到了主管人手里”，“与平凡人广泛接触是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作为政协委员收集资料最广泛最主要的来源”。

2003年，刘红宇成为北京市2000多名律师里第一位北京市人大代表，由此开始了人大代表的历程。2008年，她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新阶层人士接受全国媒体采访时，以敏捷的思维、真诚的态度、面向大众的心胸成为被关注的“小钢炮”。

事实上，自从成为人大代表，全国各地的电话、书信、邮件纷至沓来，刘红宇不再单纯是一个律师，还承担着一个被求助者的责任。

2003年的某一天，一个在京做生意的福建珠宝商人辗转找到刘红宇。原来，他租住在北京近郊的一幢破旧的房屋里，有一天一群大汉闯进来，不由分说把他们一家人塞进一辆汽车，车开了很久，最后一家人被丢弃在偏僻的山沟里。当他们全家好不容易赶回租住地时，房屋已被拆除，一伙人正在哄抢他家的物品。

原来，该房屋即将拆迁，房东与开发商并未达成一致导致对方强制拆迁。珠宝商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路，最终，他找到了人大代表刘红宇求助。刘红宇为这件事东奔西走，仗义执言。一次，她抓住法院人士到北京市人大沟通的机会，将材料直接递到了法院负责人手中。最终，行凶的肇事者被绳之以法，福建商人拿到拆迁公司赔偿的60万元，感激万分。

“通过广泛接触社会，我会寻找到有广泛代表性的问题带到会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事实上，刘红宇成为人大代表以来，每次上会都带着七八项议案。包括北京市所有公交车开始采用新的儿童免费乘车线高度标准，实行了多年的1.1米线调整为1.2米；北京二道沟污染河段治理工程终于如期开工等都曾是她的议案。

辞掉银行业金饭碗

10多年前，刘红宇辞掉了银行的“金饭碗”下海成立全国最早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她和创业伙伴一起经历了律师行业10多年来发展的风风雨雨。

1992年北京在全国率先进行律师制度改革，批准了14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一直关注律师制度改革的刘红宇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在当年年底，成立了北京同达律师事务所。

放弃银行业的“金饭碗”下海创办律师事务所，从小体弱多病的刘红宇让家里人非常担心，父母说“你出来了，丢了‘金饭碗’，你将来的医疗费怎么办啊？”不过，刘红宇的创业激情得到了丈夫的大力支持：“生命短暂，你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吧。”丈夫说。

第一年的业务还算红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任何改革的开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人安全过河，有的人就湿了鞋子，甚至有的人掉进河水里。

开业第一年，这家挂靠在司法局下的律师事务所，因没有办理收费资格证而被罚没130万当年的全部收入。

对于是否应该没收收入，律师事务所和监管部门发生了分歧，“主要是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我们律师事务所是在司法局下面的，怎么还要到社会上去拿收费资格证？但监管部门强调你一定要办证，结果就呛呛起来了”。刘红宇回忆说。

“开业第一年130万收入全被罚”，“不能就这么算了”，遭遇打击的刘红宇没有被吓着，因为当初决定放弃金饭碗下海创业时她就意识到，今后的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在账面上只有30元钱的情况下，当时一些合伙人不想干了，刘红宇一个人走在长安街上，思考到底要不要办下去，“不应该放弃，因为这错误不是主观故意造成的，纯属经验不足，通过补办资格证就能解决问题。何况，一旦不做了，罚款谁交？如果我们不交，这就可能影响到我们挂靠的司法局”。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刘红宇性格中的坚韧每每在事业的低潮期都会愈发地突出，帮助她挺过难关。刘红宇性格中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自信。

难忘律师业务第一单

刘红宇当上律师的第一单生意，来源于8年的银行工作。当时，全国开始成立农村信用社，人员主要来自别的银行离退休人员，“我记得一个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干部，是当初我的同事、我们银行的高级经济师。”正是他带来了刘红宇第一笔业务。当时，他所在农村信用社出现了一个借款不还的老赖，没办法只能打官司，打官司他从来没遇到过，所以找到了刘红宇，“因为我也在银行干过，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刘红宇与一个美国回来的访问学者一道，很快打赢了官司，但对方就是不还钱，执行难也是非常棘手的事。“迟迟得不到执行，我觉得好像是我做错了事一样难受。”刘红宇回忆做第一笔业务时的情景。“我就壮着胆子去敲了法院执行庭长的门，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仅仅3天当时的执行庭长就带着人、开着车去把那家公司的银行账号查封了，把钱要回来了。“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也是我第一笔律师费，”刘红宇介绍说，“那笔律师费是7万左右，当时真的是非常兴奋。”

刘红宇评价说，实际上刚刚出来干自己心里非常没底，是合伙人之间相互帮衬着一起走了过来。

“我就是冲着自己的理想来了”，当时刘红宇他们租的房子就在天安门附近的一座大楼里，坐在办公室里，整个故宫尽收眼底。“那一年我的状态真的非常自信”。

操盘第一证券破产案

“今年两高报告中提到‘依法公正妥善审理24家证券公司破产案件’，这其中的第一家就是我们做的，这是第一次由律师事务所操盘破产清算的”，说起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刘红宇充满自豪。

亚洲证券是我国第一家破产清算的证券公司，也是第一家由律师行这一专业机构操盘清算的公司，而此前，这类行政清算都是由政府相关领导作为清算组负责人进行的。成立于1993年、在全国拥有48家证券营业部和12家证券服务部的亚洲证券，在2005年被证监会调查出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挪用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挪用客户证券等严重违规行为且数额巨大，在委托理财业务上也出现了巨大漏洞。此举意味着，很多股民将无法拿到当初自己投入该证券公司的钱。

经过招投标，当时已经在大金融领域做得风生水起的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成功中标，成为清算操盘者。“核心就是对所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对不同类型的债权债务进行甄别。”

目前，这一案件的行政清算已经结束送入法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再次成为破产资产管理人，清理从每一笔账开始，最大程度地维护百姓的利益。

时至今日，金诚同达律所的实力在同行中不容小觑，刘红宇也成为这一行业独当一面的佼佼者。金诚同达拥有全国性分支机构和国际化网络，除了在国内设立北京总部和上海等5家分所外，还设立了美国洛杉矶分所。

“我是迄今国内最大一宗银团贷款240亿的业主方首席律师，还是国家开发银行独立评审员、外聘专家，他们每一笔重大贷款，都有我参与评审。”说起业务刘红宇表现得自信满满。目前，刘红宇长期为数十家大型企业、银行提供法律服务，虽然看上去那么柔弱，可坐在谈判桌前她展现的就是另外一种风采。

成长篇

“故土小，疆场大；眼睛小，视野大；个子小，心胸大；小女人，大律师。”这是业界对刘红宇的评价。事实上，刘红宇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童年、少年、青年她都与旁人无异，不同的是，无论在任何时候，她都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人，这同时促成她在自己要走的路上不断前进。


远离父母学会隐忍

隐忍，在刘红宇的性格中占据了重要的比重，正是这种从小培养的隐忍性格支持刘红宇在律师的道路上一路走下来。

1963年，刘红宇出生在重庆市奉节县，那是当时四川省最为偏远、最穷的县之一。小时候的刘红宇又黑又瘦，父母因为受到“文革”冲击被关起来了，是奶奶把她和哥哥拉扯大。

从小不在父母身边的刘红宇学会了隐忍。有一次，她跟着小伙伴到农村的烂泥塘里摸爬滚打，长长的刺刺进脚里，她不哭也不喊，回到家像往常一样睡觉。夜里，因为受到感染脚肿了起来，乡亲们打着手电、举着火把连夜去寻找因躲避武斗而藏起来的刘红宇父亲。“爸爸一边给我挑刺，一边打我，‘你这孩子太让人操心’。”刘红宇回忆说。

尽管小时候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有限，但家庭仍然是影响刘红宇最大的地方，而母亲的经历对她的影响颇大。

刘红宇的母亲是从成都支援边区的大学生，刘红宇回忆，“文革”期间母亲一直被关押，刘红宇只能晚上偷偷地去看母亲。那时的小县城晚上没有路灯，又有很多狗，常常走着走着，不知哪里来的狗就突然蹿出来，冲刘红宇叫，吓得她大气也不敢出。每次见到母亲，母亲就搂着刘红宇唱革命歌曲，讲故事，利用有限的时间给刘红宇讲道理。

后来，长期负责当地宣传文化工作的父亲首先恢复了工作，刘红宇家随后成了当地那些毕业后待分配的大学生的聚集地，他们所谈的国事、理想和文学，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刘红宇。

父母一笔划掉记者梦

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位目前在金融领域叱咤风云的女律师，高考时的第一志愿是记者，尽管这个梦只做了一个暑假。

1981年，参加高考的刘红宇郑重地把北京广播学院写在第一志愿的位置，然而，父母悄悄把这个第一志愿给划掉了，西南政法大学成了第一选择。

跟父母哭闹过后，刘红宇还是以奉节县高考第3名的成绩进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上了这所学校，就去适应它，认真地学习体会。”刘红宇说。

作为赶上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生，在国家开始抓经济、搞改革、强调培养专业人才的那个年代，“法律到底是不是专业？要服务社会需不需要其他专业支持？”刘红宇开始冷静思考这些问题。刘红宇毕业时，她选择的毕业论文是厂长书记分开的厂长责任制。

凭借大学间的积极表现、理性思考能力和优异的成绩，刘红宇毕业时成为当年央行从西南政法大学录取的惟一一个工作人员。

8年“金饭碗”练基本功

到央行这个大机关报到后，刘红宇并没有在这个“金饭碗”里睡觉，而是从中努力提高自己。

“每个部门实习3个月，从数钞票开始，到会计、记账柜台、计划柜台、信贷柜台……每个部门都去熟悉一下，一年下来，我把银行里的最基层的工作岗位都熟悉了一遍。”刘红宇说。

刘红宇在央行工作了3年后，最终选择了离开，她趁一次调整工作的机会去了农行。“我想去一个专业银行接触实际问题。”刘红宇对此表示。由此，她成为北京农行第一个学法律的专业人才，负责法律方面工作。

到北京农行第一年，刘红宇跑遍了北京农行所属21个区县支行。敏锐的刘红宇发现，银行在再次贷款给借款人时，不需要再通过担保人，由此会产生风险。她大胆向银行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被迅速采纳，她的提议为银行规避了大量风险。

在北京农行工作的5年中，刘红宇取得了经济师职称，成为当时金融领域内为数不多的具有经济师资格的律师。至此，刘红宇基本完成了金融行业的知识积累，到1993年刘红宇辞掉“金饭碗”创办律师事务所时，这8年的银行工作经历、丰富的金融实务知识成为她开发不尽的宝藏，并为她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双面刘红宇

家中变身婉约小女人

外面的刘红宇，是光彩夺目的女强人；家里的刘红宇，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有疼爱她的老公，以及她疼爱的儿子。

刘红宇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丈夫是她的师兄，现在在中央机关工作。刘红宇说，正是老公在她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给她莫大的支持。

“作为一个职业女性，我的反差非常大，到了家不爱说话，就是个小女人。”刘红宇解释说，可能是在外面说的太多了，回家就不想说了。

每天从9点到19点，如果没有外出事务，刘红宇都会呆在办公室里办公，她会把一天中最完整、精力最旺盛的时间投入工作，午饭也只是在办公室里吃水果喝酸奶。剩下的时间，刘红宇则全部给了家庭，给丈夫、孩子和父母。刘红宇说，女性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女性就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塑造着家庭的文化氛围，带动家人在文化气息中成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