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已经公布有关起草部门提交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修订部分共涉及99条，总的容量上也拟将从现在的225条增加到285条，新增的有60条。此稿的起草经过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等部门研究，多次听取地方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代表、基层办案部门、律师和专家学者意见，在充分论证并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从这个草案看，虽然官方立法色彩比较浓，还没有充分听取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经济界、社会学界和普通公民的意见，但是草案的人权进步显而易见，体现了我们的立法草拟机构，是了解国情现状、能够充分体现绝大多数人意志的。同时，草案中的一些条款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需要高度重视，防止不当法条入法，导致长期的后果。

这次草案中符合中国国情、体现立法进步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总结了近年发生的典型的严重冤假错案的教训，进行了针对性的防范规定。修改的条文比较多，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对违法证据排除（草案14、17到21条）、律师辩护的提前（33条）、逮捕条件的限制（38条）、超期羁押的防止（41条）、监视居住的扩大（29到31条）、强制措施的监督（45条）、二审开庭的明确（81条）、证人出庭的规定（22条）、死刑程序的兼听把关（85、86条）、由法院决定精神病强制收治而不是公安决定（98条），都有了很好规定。

第二，本次修改巩固了《律师法》修订的成果。对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提前介入权、了解案情权、监督控告权、提出建议权、同被告沟通案情权、通讯权，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进一步保障了律师职业权利。

第三，本次修订关注了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控辩双方摩擦较多的热点问题，多数根据有利于保障人权、规范侦查、控制滥权、保障律师权利、防止错案发生的原则进行修法。

第四，引进了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的一些基本条款中的原则，同世界人权保护总趋势趋同。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严格逮捕条件、加强审讯制约、加强强制措施中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对公权力剥夺人身自由的权力边界进行限制。

第五，同死刑权上收相一致，进一步严格死刑审判程序和证据条件、更加关注死刑复核中的会见被告面核，听取律师、检察、被告本人的意见。严把死刑案件质量关。

但是，这次修订中也有一些条款值得进一步讨论，涉及一些重大问题，草案公布后各界反响强烈，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第一是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秘密逮捕”。这一条必须坚决禁止。修正案第36条拘留、39条逮捕中，都有几种可以不通知家属的特殊排除条款。这明显是受国家安全、反贪部门的办案需要出发，而进行的部门观念立法。“密捕”是现代法治国家严格禁止的。联合国“禁止强迫失踪公约”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签署。不论什么性质的案件，拘留逮捕后必须及时通知家属和监护人。

第二是秘密侦查手段法定化问题。加强技术侦查证据的法定效力，其初衷是好的，是为了防止对言辞证据过度依赖，防止为了逼取口供而进行刑讯逼供。但是，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在刑事侦查中，将窃听、监视、偷拍、秘密搜查法定化、普遍化。这将会导致对公民自由权利、隐私权利的严重侵犯。虽然法条中规定了严格限制为几种对象，规定了严格审批程序，但是以往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一条一旦法定化，就会打开一条无边的闸门，必然会被一些部门日益滥用，最终导致失控，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隐私权。这在国际人权史上都是有教训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边界，我们不能将这种密侦手段合法化、公开化、法定化。

第三是大量引进取保候审侦查方式，根本上改变中国司法中关押侦查过多的问题。现代法制健全的国家，刑事侦查的主要方式并不是关押侦查。除了杀人、强奸、伤害、抢劫等暴力型犯罪，90%以上的财产犯罪、职务犯罪、公司犯罪、商事犯罪，都采取交保释放，不依靠口供，而依靠客观调查进行侦查。关押率很低。但是我们中国的现状是95%的犯罪都是关押侦查。看守所人满为患，长期关押还导致一些错案、无罪案查明后，不得不判决防止国家赔偿的故意错案现象。这次修法，准备由常委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是一个大动作，是个好机会，应当考虑从根本上改进中国的刑事侦查模式，在取保侦查上进行突破。未判之前都还不是罪犯，关押只为了侦查需要，只要能破案，就不要必然把人关起来。草案25条、26条，已经有了很好的规定，扩大了取保适用的范围。但是，最关键的一条没有改，就是关押侦查应由法院审批，而不是公安自己审批。应当由侦、控方和嫌犯律师方，可以就应不应当关押侦查问题，直接投告法院处理，由法庭聆讯后作出决定。现在的规定写得再好，只要审批权在公安手中，就不可能减少关押侦查。因为办案机关都喜欢关押审讯，有利破案。

第四是办案时效的限制问题。这次有很多的延长规定，这值得讨论。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问题，是大量的超期关押问题，诉讼拖沓问题，不是办案时间不够的问题。一些检察机关和公安配合，对根本无须退查的案件，故意两次退查延长 5个月关押；对开庭审判中发生的无罪案件，不是判决释放，而是允许检察院申请延长，重新侦查，重新起诉，重新受理；有的反复搞发回重审。利用这些程序权利，长期超期羁押的案件，已经比较普遍。这次修法对这一问题应当有所触及。

第五是证人保护问题。中国的证人伤害，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来自于公权力。一种是以伪证罪抓人，一种是对大量的污点证人关押取证。几乎所有的反贪案件，证人都被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污点证人关押取证。取证后进行强力控制，不让其上法庭、见律师。因此，中国现实状况对证人威胁主要并不是来自于社会族群。这次修法中的第23条修正案，规定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要进行保护，这是一个进步。而对于公权力不得限制证人自由、不得抓证人，不得限定场所取证，不得威胁证人不出庭，也应有所规定。这一条不解决，中国的证人出庭问题，很多就无法实现。

第六是死刑程序的审判化改革。死刑案收归中央司法后，最高法院作了极大努力，死刑案件质量大幅提高，最大限度地防止了错杀，贯彻了少杀慎杀的方针，这是中国近年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成就，证明了全国人大这一决议的正确性。这次修法，在死刑核准程序规定上，应当有更大的步伐，给最高法院一个更加可行的操作程序法。我建议引进死刑复核审的听证程序，就该不该核准，再搞个公开聆讯听证，听取被告的最后辩解，当面让检察、律师进行焦点辩论，即将核批制改造为审理制，对新证据和新观点进行最后一次面审。这次的草案，已经规定了最高法院的提审权。实际上就是三审制的突破。中国人口多，犯罪基数大，所有刑案搞三审司法，人力、物力、社会效果上都不合适。死刑每年数量较少，死刑案件进行三审是可行的。可以更加严密地防止出现死刑差错，贯彻少杀慎杀的基本原则。